2012年7月18日，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向中国卫生部陈竺部长颁发了特别荣誉证书，赞赏其“在抵抗烟草使用的战斗中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全球终止烟草引发死亡和疾病负担的运动做出的努力”

中国抵抗烟草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呢？世卫的新闻稿语焉不详。“作出的努力”则包括“积极推进无烟医院和无烟城市项目”、“设立12320戒烟热线”，以及首次发布了《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不过只要看看这份报告就知道，世卫表彰中国的，大概是诚实地直面严峻的现状吧。中国控烟目前的形势就是：

2010年，在世卫公布的130多个国家的男性吸烟率中，中国高居第八，男女现在吸烟者多达3亿，高居第一。15至69岁的人群中，男性现在吸烟率为54%，比往年数据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非常缓慢，与2002年的57.4%相比，8年时间仅仅下降了3.4%，一直在高位运行。

不仅如此，在14个参加了全球烟草成人调查的国家中，中国烟民中计划戒烟或想要戒烟的仅有41%，排名最末。

而且中国的戒烟效果也非常差，调查显示成功戒烟者占总吸烟者的比例仅为12.8%，在14个国家中列倒数第二。

事实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清华大学在2011年曾发布了一份《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显示，在百分制的评估中，中国履约绩效评分为34.7分；主要的控烟措施均位列100多个公约缔约国的末尾。这就是中国控烟的真实状况，陈竺这个奖，真的就是“鼓励性质”而已。[…详细]

那么，世界其他地区戒烟的情况如何？以与中国同时获奖、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来说，从1989年到2008年，20年间巴西的男性吸烟率从43.3%降到了22.9%。成功戒烟者占总吸烟者的比例接近50%。巴西也被世卫评为在控烟行动中处于国际领导地位的国家。

而头一年获奖、同属华人地区的香港控烟成果如何呢？30年来香港控烟效果斐然，男性中每日吸烟的比例从1982年的39.7%下降到了2010年的19.9%。

这足以说明，不管是经济发展程度还是文化因素，都不是中国人戒不了烟的理由。

自然，不同国家戒烟效果的差别，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很大关系。但戒烟成与不成，归根结底是通过戒烟者自己的表现体现出来。具体到中国人身上，在戒烟方面是有哪些不足呢？

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采取的是MPOWER一揽子措施。其中的O代表Offer，即向吸烟者“提供帮助”，帮助即包括治疗。而世卫指出的3种主要治疗方法分别是“1、纳入初级和常规卫生保健服务的戒烟咨询”；“2、方便免费的热线电话（如戒烟热线）”；“3、提供免费或低廉的戒烟药品”。

没错，世卫推荐的3种主要戒烟治疗方法，前两种都属于“戒烟咨询”，即医疗人员向吸烟者提供戒烟建议，解答吸烟者在戒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包括宣传戒烟好处、提出健康风险警告、评估尼古丁依赖程度、安排戒烟日程、检查戒烟进展、给他们树立信心勇气，以及必要时提供药物等等。

看起来，所谓“戒烟咨询”，不过就是给些建议，也可以视作一种疗法吗？事实就是，“戒烟咨询”被视作为了一种独立的疗法，用处还非常大。一项国外的研究显示：自助戒烟、一次性咨询和多次咨询的一年持续戒烟率分别为14．7％、19．8％和26．7％。另一项研究则显示，接受热线帮助的吸烟者成功戒烟率比只接受自助戒烟资料的吸烟者成功戒烟率高56%。

还有研究指出，尼古丁替代疗法（NRT）、抗抑郁症药物疗法、戒烟专家个别咨询、患其他病时由临床医生劝戒烟，均为循证等级为A（相当于推荐）的戒烟疗法。社区干预、群体互助、电话咨询等戒烟方法，也获得循证等级B的评价，高于针刺疗法、催眠疗法等循证等级C的非常规疗法。这足以说明，在戒烟过程中，寻求他人的专业帮助，克服精神上的戒烟障碍，是极有作用的。[…详细]

然而，在戒烟咨询方面，国人的意识可以说非常落后。2010全球烟草成人调查中国部分的报告显示，在所有尝试戒烟的中国人中，只有3.1%的人尝试了药物治疗，3%的人进行了戒烟咨询，而有91.8%的人进行戒烟时“未采用任何方法”。

何谓“未采用任何办法”？其实就是“毅力戒烟法”或者“逐步减量法”，在2010年对北京郊区数百位农民的一次调查中，有80%以上的人选择了这两种戒烟方式。而没有一人选择戒烟门诊或者戒烟热线。结果是，只有12.4%的人成功戒烟。

这并不是因为郊区缺乏戒烟门诊或戒烟热线，即便是城市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北京开设戒烟门诊始于1996年，当时在全市医院开设了22家戒烟门诊。但此后数年，由于患者稀少，都相继关张。到2007年，仅剩朝阳医院、安贞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三家戒烟门诊还在维持。戒烟门诊的萎缩并不是北京独有现象，全国各地几乎都如此。

戒烟热线也一样，2008年，武汉曾开通戒烟热线95120，还曾经有过一阵宣传。但结果却是9个月间戒烟热线仅接听了163个来电，平均每天不到一个。

为何有咨询热线，戒烟者也不愿意打？[…详细]

“戒烟还需要看医生?”这是许多烟民在被问及戒烟咨询时的第一反应。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82.3%的吸烟者不认为烟草成瘾本身是一种疾病，不需要到专业部门进行治疗而仅靠个人意愿即可成功戒烟。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吸烟者对求助于戒烟热线存在种种顾虑，如觉得耻辱、认为没有任何用处、觉得自己不适合此项服务、甚至认为吸烟是自己的隐私不想让别人干涉等等。正是因为这些认知方面的障碍，让许多吸烟者不愿求助于戒烟热线。以下是美国研究者总结的部分戒烟者面对戒烟热线的心态——

如果我打了戒烟热线进行咨询而又未能戒烟，我担心对方对我的看法；

如果我打了戒烟热线，这会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如果我能够只靠自己戒烟，那么戒烟效果将更长久；

如果别人能够靠自己戒烟，那么我也应该能做到；

关于戒烟我了解的已经足够多，戒烟热线告诉不了我什么新东西；

就算打了戒烟热线，对方很可能也意识不到我的真正障碍；

接受我咨询的人，对我的具体的吸烟背景可能不了解；

我不愿意向亲朋以外的人倾诉我的困境……

正是因为这类心理的困扰，导致戒烟者不愿意拨打戒烟热线，或者去看戒烟门诊。但事实上，这些想法确实是“想太多”了，从效果上来看，进行了戒烟咨询的戒烟效果，要远比一个人“靠毅力”强得多。

所以，想要戒烟的人，务必要克服心理障碍，拨打戒烟热线或去戒烟门诊进行咨询。

戒烟咨询的心理障碍哪国人都会有，那为什么有些国家就能做得不错呢？除去戒烟咨询本身服务的质量要提升外，简单地把戒烟热线印到香烟盒上，效果就能好很多。

在巴西，开始使用首个印有戒烟热线电话号码的图案包装警告的当月戒烟热线电话量就增加了两倍，并在随后的数月中持续增加。荷兰的一项戒烟热线电话量评估表明引入香烟包装警告语后，荷兰戒烟热线的电话量立即增加并达到最高值，随后稳定保持在原电话量六倍以上的水平。

这与在香烟盒上印上各种“恐怖”的吸烟导致的悲惨后果，让吸烟者陷入矛盾心态，道理是一样的。当烟瘾又犯的时候，摸到烟盒就能看到戒烟热线，立即就可以想起来寻求戒烟咨询。[…详细]

“戒烟热线”“戒烟门诊”在国内的凋敝，与国家整体的控烟戒烟氛围太差有很大关系。一个明证就是，在全国民众、科学家、媒体的反对之下，烟草局推荐的谢剑平仍能进入中国工程院。在长期斗争后，工程院才承诺今后不再让烟草系统的人当院士，但仍拒绝撤销谢剑平的院士称号——尽管他搞的所谓“减害降焦”早已被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称为欺骗行为。

这只是中国控烟不力的一个缩影，根本的问题其实在于，中国政府的控烟行动是由工信部领导的——而不是卫生部，这在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难以想象。更超乎人们想象的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正是工信部党组成员。在这个“被控者”当领导的体系下，《烟草公约》MPOWER六大措施在中国的执行有多不力就可想而知了。

据称，烟草专卖局的一位官员曾经指着卫生部官员大骂，“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十分之一都是拿的我们的钱！” 2008年的德班国际控烟大会上，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场面，一位中国团员上台发言，说中国的烟盒包装有名山大川，有美丽风景，如果放上这些烟害警示图片，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这种氛围下，不要说是在烟盒上印戒烟热线了，连提升烟草税、警示烟草危害这种更基本的措施都无法实施。[…详细]

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烟草流行高峰30年后，吸烟归因死亡才会达到最高峰。这表明，如果趋势不改变，吸烟对国民健康的威胁将会越来越大。2005年中国的烟草归因死亡已经达到了120万人，等到2030年，中国的烟草归因死亡估计占40岁以上人口死亡的25%，超过300万人，占世界的接近4成。

不过，只要戒烟的形势好转，这种威胁也能极大缓解。研究表明，无论何时戒烟，均可获得更长的预期寿命。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相比，平均寿命约减少10年，60、50、40或30岁时戒烟可分别赢得约3、6、9或10年的预期寿命。并且，戒烟后所增加的寿命年数为“健康的生命年数”，与持续吸烟者相比，戒烟者更少伴有疾病和残疾。

问题是，当下中国吸烟和戒烟的严峻形势，还能好转吗？[…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