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一直是个争议人物。一方面,他取得了很多世俗标准上的成功;另一方面,主流舆论给他的责难却多于褒扬。随着郭敬明执导电影《小时代》的上映,围绕他的争议再度热烈起来。…[详细]
对此,郭敬明自信的回应“我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梦”。这样的标榜,该让我们嗤之以鼻,还是由衷承认呢?
成功的涵义有很多种,但人们通常说的“成功人士”,主要就是指那类取得事业成功、财富成功的人。郭敬明的事业是经营文学,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郭敬明收获的财富也相当可观——连续的作家富豪榜首位、上海的豪宅、以及经常晒出的奢侈品……
郭敬明的出身让他的成功成色更足。他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一个小城里走出的平民子弟,完全靠自己的打拼(郭自称“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赶稿,下班了还要写东西,要熬夜到3、4点钟才睡,5年都没有出去旅游过”)拥有了今天的一切。
虽然他的成功路上也有抄袭这样的污点,但瑕不掩瑜。…[详细]
历史学家吴思曾形容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男人的皇帝梦”。的确,有一类文学作品并不写实,而是供人们“意淫”——一位郭敬明的少女读者用这个词来描述郭敬明代表作《小时代》对自己的意义。
《小时代》以四个女孩进入大学写起,在第一章就频频出现Prada、LV,校园门口的豪车,实习女助理,以及——当然必不可少的匪夷所思的男女邂逅……。有媒体形容这样的作品“编织出的是在二三线城市中遥不可及的都市梦”。实际上更准确的说,这样的作品编织出的是二三线城市中学女生最好的白日梦。——据统计,郭敬明粉丝大都在18岁以下,女读者比例占八成,郭敬明的人气在二三线城市最旺。
郭敬明应该明了自己在写什么、为谁写,他说要“通过小说给高中生一种疏通管道”。这种定位反映在《小时代》的电影版中,就是极力渲染奢华、精致的场面,而全然不顾“脱离现实”——脱离现实才叫梦,供人“意淫”的作品,就该满足人们的妄想,武侠小说中没了“盖世神功”还有人看吗?
当然,想给中学女生编织白日梦的作家有很多,他们没有郭敬明写得好,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文学领域,郭敬明是成功的。…[详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认真研读过郭敬明所有作品,他对郭敬明的批评很有代表性:“郭敬明很精明,这个时代有很多问题,他不是不知道。他醒过来了,但他发现装睡能带给他更多的钱、带给他更大的成功,所以他装睡,他假装看不到。更糟糕的是,他带着读者们一起沉睡。”
而在批评的言论中,韩寒的说法最为传神,“我与他男女有别”。
简单地说,批评者的意思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蛋糕,被权势者割去了一大块,你郭敬明为什么只琢磨在剩下的一小块里自己能吃到多少,而不去管分蛋糕的公平问题呢?也就是说,你郭敬明为什么不去做一个批判者、反抗者?
而批评者愈是对郭敬明有这样的不满,郭敬明反倒愈是和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郭敬明加入了作协,成为了国有出版机构的官员,唯一一次发表“公共言论”,还是“我就是曾经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哭了的人”。
另一些批评者的批评角度则与上世纪80年代对流行文化的批评角度相似——你作品的意义何在?你在宣扬什么价值观?文化评论员姜伯静说:“电影,虽然是消费品、娱乐品、休闲品,但多少也应该给有灵魂、有意识、有思想的大脑一点触及,引导甚至启蒙”。影评人周黎明说:“多数郭粉想要买得起影片中那些东西,过上影片里那种生活,就得乖乖去找‘老东西’当小三小四小五,才有可能。这,就是该片隐含的价值观”。
批评郭敬明的不止是精英。在一篇访谈稿《郭敬明:我的成功天经地义》下面,所有“热帖”全是冷嘲热讽。一个被“顶”了6000多次的帖子是“他们这类人越成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越失败”;一个被“顶”了2000多次的帖子是“在中国赚钱的人不一定有文化,但有文化的人一定赚不到钱,前提是良知的文化”。…[详细]
郭敬明是名人,又长得矮,所以难免被人调侃身高。但是拿郭敬明的身高说事,已经超过了调侃的范畴,而变成了利用身高问题羞辱郭敬明。——我对你的批评找不到宣泄口,就羞辱你。
这些人对郭敬明是多么反感,才不惜祭出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呢?
面对质疑,郭敬明回应道:“我不能为你的心愿去生活”,我为什么要按你想要的去“写文革,写深刻的有社会背景的、写反映人们辛苦的”呢?
类似的回应,郭敬明说得够多够清楚。他立志于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满足中学女生需求的优秀“文学产品经理”。这样的志向不高尚,但也不卑劣。我们何必嫉庸如仇?
郭敬明说,是作家的名头拖累了自己:“如果我不是作家,我是任何一个企业的老板,我赚的钱越多,大家会觉得他越成功,没有人会质疑他”。
实际上,是很多人对作家的扭曲要求拖累了郭敬明。他们要求作家“文以载道”,甚至光“文以载道”还不够,还要身体力行。莫言因为现实中没有以反抗者的姿态出现,就遭受了不少非议,甚至影响了对其作品文学价值的评判。这种要求全然不顾文学的多样性、以及作家和作品的区别。
根本上,这种扭曲的要求反映了中国流行的一种评价观。这种评价观混淆了倡导和强制,把本该拿来约束自己的高调用于要求别人。在这种评价观之下,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的人和你的作品就要具有伟大的要素——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启蒙责任、现实关怀,你做不到伟大,就是“糟糕”、就是“女人”。这种评价观不给中间位置留有空间,把人推向两极,缺乏宽容,长于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