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刑法》里已经存在了30多年，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罪名当年列在《刑法》里，并不是针对醉驾、超速这类行为的，而就是与纵火、投毒等相并列的、有预谋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而在实践中，醉驾、超速也的确在大多数时间里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没有搭界。

事情发生变化，也就是近几年才开始的。近几年，醉驾、飚车肇事愈发严重，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日增，最高判7年的交通肇事罪已经无法符合民众的正义观。怎样在法律未修改的时候，能让判决符合民众的期许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被“挖掘”了出来。于是，一个几十年都没有与醉驾、超速发生瓜葛的罪名，突然就被大家“一致”地说可以定这个罪，而法院也“恍然大悟”说我国刑法原来就有这个“本意”。不是法官突然发现了新的法律概念，也不是本罪在近年含义突然作了改变，而是舆论直接地影响了现实中的司法。

面对现实的改变，最高法也终于出来表态了。2009年，孙伟铭醉驾肇事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死刑，舆论哗然。二审的时候，四川高院维持定罪，改变量刑为无期。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二审判决是请示最高法的结果，所以判决其实就是最高法做出的。随后最高法发布《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实际上规定了第一次碰撞是交通肇事，肇事后继续驾驶以致再次肇事，即二次碰撞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关于为什么这样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高贵君等署名文章《醉酒驾车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有详细解释。

按照最高法的这个司法解释，李启铭只是一次碰撞肇事，自然也就不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河北省望都县人民法院认定李启铭是交通肇事罪，也算“本分”之举。…[详细]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是出路

即便没有最高法“酒驾一次碰撞是交通肇事罪、二次碰撞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解释，要判定李启铭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很困难。因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肇事者有故意的主观意识。李启铭显然不存在希望撞死人的直接故意，所以只有两种可能，他主观上或者是放任的故意（间接故意），或者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前者好比李启铭明知道可能撞到人，也不希望撞到人，但觉得即便撞死一两个也无所谓，这叫放任的故意；后者好比李启铭明知道这样驾驶很危险，但心存侥幸，过于相信自己的车技或运气，这叫过于自信的过失。想证明李启铭的主观意图是放任的故意非常困难。

法律界的一些人士，如陈有西律师认为，酒驾一次碰撞固然属于交通肇事罪，二次碰撞——即逃逸再肇事就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是大可商榷的，孙伟铭的案子是明显的错案（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也持同样观点）。按照陈有西等人的理解，对待酒驾肇事有交通肇事罪就够用了，不能再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扯进来。

所以，民众寄希望于使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达到“重罚”的目的，既面临现实的困境（一次碰撞不适用），也面临法理的困境（该罪真的适用酒驾肇事吗？）。…[详细1]…[详细2]

立法应该顺应民意

司法应该独立，所以不能强求望都县人民法院的判决符合民众的期许；但立法应该民主，在民意汹涌的形势下，对醉驾、飚车的刑责升级应该启动了。

日本设立“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就是被两场酒驾车祸引发的广泛社会讨论推动的。

一些《刑法》修改的方向，如将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提高，比如从七年提到十五年，已经刻不容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