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的道歉请求被驳回？这么说不完全对。实际上，法官的判决是这么说的，“二审庭审中，永州市劳教委法定代表人就作出劳教决定时没有考虑到‘唐慧的女儿尚未成年，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特殊监护等情况’、‘人文关怀不够’、‘处理方式不当’，向唐慧赔礼道歉，故对唐慧此项诉讼请求可视为已经履行。”而在此前，法官也明确说了，“唐慧要求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酌情可予支持。”

“人文关怀不够”显然与“作出劳教唐慧的决定是违法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前者的性质比后者要轻微太多了。…[详细]

门道“诀窍”：以什么理由道歉一般会被认为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犯的错误的定性有关，这可能牵扯到追责问题，包括对行政机关的追责和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追责。而“人文关怀不够”等理由显然在弱化错误和责任。

道歉无疑有很多种形式，随随便便说声对不起是道歉，鞠躬致歉也是道歉，唐慧要求的书面道歉还是道歉……那么，在法庭的口头道歉就能代替书面道歉了吗？恐怕不尽然。在法庭调查阶段，永州市劳教委的律师承认，早在5月底，曾向唐慧提出调解要求。唐慧的律师请对方回答永州方调解的预案是什么，永州律师的回答是给唐慧10万元赔偿，但不同意书面道歉，还要求唐慧撤诉。因为唐慧坚持要有书面道歉，湖南省高院推动的这次调解没有成功。可见，书面正式道歉其实很“值钱”。

2010年，赵作海冤案被公开的同时，在广西也有一起冤案见天日，一位王姓男子坐冤狱近9年，最后获赔偿89万元。不过，这个赔偿是私下达成的。稀奇的是，他的家人告诉记者，他们最初提出的赔偿额是75万，最终拿到手的比他们的预想的要多14万。原来双方因为公开道歉等事宜僵持不下，最后各让一步，而有关领导愿意私下向他道歉，却拒绝公开道歉。…[详细]

门道“诀窍”：正式的公开道歉显得更有诚意，但是无疑就是向天下人昭告行政机关“低头认错”，有关“面子”问题。这恐怕和“药庆卫诉张显名誉权案”有一定类比性，张显就说死也不会公开道歉，“私下里，无论怎么样都行。我跟老药说过，如果我给他下跪，或者他打我一顿，能够让他消气，我都接受。我是很诚恳的。你想，张显一个堂堂大学老师主动买了水果去探望他的夫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诚意。”…[详细]

中国的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撤诉率连年上升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地方都把“行政案件败诉率”看作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败诉率高，那么在“依法行政”的考核中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许多地方就千方百斤求撤诉，法院也会如唐慧案一样，在其中做很多调停工作。当然，如果有正式的书面道歉的话，行政机关可能也会害怕被“抓住把柄”。所以，若非特殊情况，有些行政机关宁可非正式道歉或者提高赔偿额，也不愿意正式地公开地道歉。…[详细]

虽然败诉了，永州市劳教委却很“爽快”地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这恐怕是因为二审法院并未认为该单位对唐慧的劳教决定本身是违法的，而是用了“处理方式不当”这样的措辞。法官在判词中就说，“唐慧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永州市劳教委没有综合考虑唐慧及其家人的特殊情况，对唐慧实施了劳动教养，处理方式明显不当，给其精神造成了一定损害。”法院对永州市劳教委作出的唐慧扰乱社会秩序说法予以了认同。

因此，尽管值得肯定，公开庭审也值得赞赏，但要认为该判决是对劳教制度改革的一次胜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恐怕就有点过度解读了。从这个道歉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次打了折的胜诉。其实，湖南本地就有对“劳教”胜利的案子，一对比就能知端倪。今年年初，湖南郴州中院审结6起行政诉讼案，判决撤销了上海市劳教委对郴州籍在沪务工6名农民工的劳教决定。像是买卖发生纠纷，结果被认为是扰乱了社会秩序、送去劳教的案子，就被认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够充分。而上海方面的上诉，最后也被驳回，维持原判。当事律师就认为，实际上，扰乱社会秩序和寻衅滋事，即使在刑法里都很难界定，需要慎重、严格的司法程序才能认定，劳教委不经司法程序，剥夺人身自由，很难经得起司法考验，而且容易对人身自由造成侵害。当然，最重要的是，这起案子里，上海劳教委或者其上级“管”不到湖南郴州中院，异地属性明显，司法干预因素也就少了。…[详细]

唐慧案的瞩目程度非常高，但是未必能把这样一个打折扣的胜诉想得太乐观

还是先来看一个湖南的故事，曾经湖南省一位叫肖志宏的农民被诬陷嫖娼，遭到了该县公安民警的毒打，并被收容22天，后来上级公安局撤销了该县公安局的收容决定。而肖志宏所有的申诉请求中，“公安局的公开赔礼道歉”是第一位的，却始终没有得到满足，他为了一句公开的“肖志宏，我们错了，我代表桃江县公安局向你道歉！”而整整上访了两年，因为在他的心中尊严无价。

国家赔偿中“赔礼道歉”这个选项其实是我国独创的。据说初衷是在国力有限的条件下，赔偿力度有限，人们受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影响，对赔礼道歉这种形式比较重视并且易于接受。当然，赔礼道歉代替不了金钱赔偿，同理，金钱赔偿也替代不了赔礼道歉。尤其是在损害程度比较轻微的时候，一句正式的道歉可能比千百块钱更有分量得多。从肖志宏的故事可以看出来，赔礼道歉对于很多受害人来讲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也算是一种“正义的偿还”——一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行政机关作出低头会是一种特别的慰藉。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被害人为提起诉讼而奔走呼号，不是为金钱利益，而是为蒙受不法侵害而产生的伦理痛苦。”除此之前，赔礼道歉还有两大功能：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恐怕多数时候，赔偿金钱都是“财政”来出，实实在在的行政机关责任人的公开低头道歉，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惩戒，毕竟“面子”挂不住，像是肖智宏所面对的县公安局，对于赔偿经济损失等都没有异议，就是不愿意公开进行道歉；而从功利的角度，这能平息社会的怨气，避免更大的悲剧发生。

有时候一个深深的、正式的鞠躬能够有很大的慰藉意义，图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向台湾人民鞠躬致歉

有人可能会说，经常看到官员出来频频道歉，结果也没怎么样啊。这和国家赔偿中的道歉其实是有区别的，前者往往是在出了一些有重大社会负面影响的事件之后的不得不做的“危机公关”，很多人还借此来逃脱更多、更猛的责难，想用道德帮自己度过难关，经常讲的都是“对不起人民的信任、有愧于党的重托、辜负了组织的期待”这样的套话，实际上是现代官员问责体系不完善的产物；后者则很实在，是对特定的被行政机关不当行政而伤害到的人的道歉，反而因为“实在”，而让许多行政机关望而生畏，怕道歉和追责联系在一起。…[详细]

2003年，司法考试中有这样一道题——“下列哪些国家侵权行为不适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 A.公安人员盘问过程中殴打刘某 B.海关违法扣留张某5小时 C.法院以转移被查封财产为由错误拘留陈某15日 D.镇政府公布本镇有不良嗜好人员名单”

你是不是觉得没有选项可选，都该道歉呢？这却是一道多选题，按照当时的《国家赔偿法》，答案是ACD。因为当时，赔礼道歉仅适用于“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一些情况，尽管2010年新国家赔偿法中，扩大到了“侵犯生命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但是“侵犯财产权”等情状还是不包括的。

法律适用范围狭窄，法院更判得少。其实，执行起来也往往被忽视。2003年，陕西蒲城县3少年被指控强奸抢劫一名69岁老太，羁押402天后无罪释放。在2010年12月11日，针对错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检察院必须给予受害人国家赔偿以及赔礼道歉和消除影响。结果，“三少年奸杀冤案”中的检察院和政法委开车带着摄像去给钱，连一分一分的钱都坚持要给。一位受害人称听到了一句“对不起”，而另外两位受害人则说，来人只给了钱，并没有道歉。…[详细]

那么就算依照现在法院的认定，永州劳教委是“人文关怀不够”，“处理方式不当”，且在庭审中也算道过歉，是否就不应该满足唐慧“书面道歉”的诉求了呢？先来看看一个台湾的例子。

在中国台湾的“地区赔偿法”里并没有“赔礼道歉”之类的明文条目的。不过在2007年，法院却首次判决了一起“‘行政机关’向普通民众书面公开道歉”的案子，被岛内媒体形容为“小虾米撂倒大鲸鱼”。起因是一位大学教官因为“教育部”军训处漏登他的硕士学历，导致他不能晋升。为了争取权利，他到“教育部长”民意信箱陈情，没想到竟然收到有4个字的脏话回复。他觉得被污辱，告上法院，要求“国家赔偿”，还要“教育部”道歉以及精神赔偿20万，但最后法官判“教育部”向他道歉，理由是他的人格权确实因“教育部”的不当回复而受损，因此判“教育部”必须正式书面道歉。不过因为回复是一对一的，只有由这位教官上网登录自己的邮件账号和案件编号后，才能阅读回复内容，其他人无法得知。而且“教育部”在接到抗议后，马上把脏话内容移除，因此只要“教育部”道歉就可弥补许的损失。 并没有支持实物赔偿。…[详细]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法官不支持唐慧书面道歉请求的理由是，“是否必须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律的确没有规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道歉，但是如专题《自首能救下杀婴犯的命吗》所表达的那样，任何一部法律，无论如何周密，都不可能穷尽规范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更不能规范未来的变化。同时，从立法技术看，由于立法机关受认识能力的限制，很难预见未来的发展变化，这就使法律规则不可能事无巨细、完备无遗。所以法律只能表达立法精神和给出大概区间，至于在区间中找哪个刻度，就只得由法官来“自由裁量”。“自由裁量”中的“自由”不等于“随意”，而恰恰是要求法官根据法的精神和对法条的准确理解在区间中找出最合理的刻度。所以，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来拒绝唐慧书面道歉的诉求是否是一种“搪塞”乃至“懒惰”呢？台湾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法官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的例子。而事实上，如果在类似的案件中，支持原告合理的希望获得道歉的方式，对原告的心理慰藉作用也会更大。…[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