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为何热衷叫苦

前段时间,音乐人高晓松写了一条为艺人叫苦的微博,一时间风靡网络,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加入叫苦大军,似乎“作为中国人谁都不容易”。其实这种为自己的行业喊冤叫苦的风气早已形成,而最热衷于此的大概非医生莫属。…[详细]

 

君不见,不但《请听一个医生的委屈诉说》、《一名外科医生的真实收入与付出》等标题不时见诸报端,“医生不愿子女从医”更是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被媒体作为大主题来研究、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医生如此热衷叫苦?医生叫的苦又确属实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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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原因:医生服务太多患者很辛苦
诊室外翘首以盼的患者

10年间,每个医师的工作负担重了1.4倍以上

1994年起,医院诊疗人次数有了统计数据。根据《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1994年医院诊疗人次数为12.69亿,2010年为20.40亿,增长了60%;而1994年医生人数(指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为1882180,2010年为2413259,只增长了28%。

以中国医疗的主力军——政府办医院(即非集体所有的公立医院)的近年情况为例,可以更直观的说明问题。2000年,政府办医院医师日均负担诊疗人次4.8,而2010这个数字达到了6.8,10年间工作负担重了1.4倍。2000年,政府办医院医师日均负担住院床日1.4,而2010这个数字达到了2.4,10年间工作负担重了1.7倍。所以医生反映的患者太多看不过来、需要负责的床位一圈走下来累个半死、经常需要加班加点……并非虚言。…[详细]

卫生部门为了自身利益人为制造供不应求,使医院和医生超负荷运转

为什么患者数量增加多,医生数量却增加少呢?是因为人才供应不上吗?当然不是。2009年高校和职专的医学毕业生有85万之众,可以说供应不是跟不上而是太多了。医生数量增长少的真正原因,还是让我们做个模型来探究吧。

假设有100万人要看病,现在开设了100家公立医院,每家医院有10个医生。这100家医院和1000个医生只能负担50万人的看病需求,所以还需要开设成倍的医院来解决另外50万人的看病需求。然而,100万人里总有50万是穷人,如果再开设100家医院,无非是把这些穷人的看病需求也解决了,在开设医院、招纳医生、经营管理的高投入下,从穷人身上却难获收益,这是赔钱买卖,卫生部门该干却不愿意干。

那么卫生部门不愿意干,能不能让私人去干呢?让私人去开办那100家医院不好吗?好是好,但是私人开办了这些医院后,还是瞄准了那不穷的50万人,反而把能为公立医院创收的病人抢走了。谁都知道,卫生部门和公立医院是一家人,用宿迁卫生局局长葛志健的话说,他就是“公立医院的总院长”,所以卫生部门会设置准入门槛和各种限制来抑制私人医院“抢生意”。

因此对于卫生部门和公立医院来说,保持100家医院的数量不变是最优的,尽管为此他们可能要超负荷运转——比如给70万人看病,但总比再开医院做赔本买卖或者让私人医院抢走生意要好。不要以为市场才有“看不见的手”,其实政府部门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会把资源配置到符合政府部门利益最大化。…[详细]

然而这种辛苦一定程度上是幸福的烦恼
医生收红包被记者暗拍

“工作中有辛苦”不代表这是“苦差事”

一篇《家长们千万别让孩子们学医!!!》的帖子中列了“不做医生的九大理由”,这些理由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哪个行业又列不出这种“不做XX的N大理由”呢?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列出“不做官员的九大理由”:1、慰问群众导致N年不能在家过春节;2、官场应酬多喝酒喝到胃出血;3、怕被网络曝光连个名牌都不敢穿戴;……。别以为这是开玩笑,人民日报前年曾做过一个调查,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多达45.1%。

所以列出自己工作中的若干不如人意之处,不代表这份工作就是苦差事。…[详细]

做医生是好差事还是苦差事?

要回答这个问题,与其去分析各项指标,不如化繁为简——看大家对医生这个职业是趋之若鹜抢破头,还是避之不及没人理。如果是前者,那么就算从业者苦水吐出一脸盆来,也不能否认这是好差事。

首先看在“别让子女学医”的宣传攻势下,到底人们退缩了没有——根据《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等官方统计数据,2000—2011年,高校的医学毕业生人数从59857剧增到533618,增长7.9倍,而同期高校总毕业生人数增长也才5.8倍。

再看“没几个人愿意干医生”的口头禅下,到底人们还会不会追逐这个职位——现在竞争一个大医院的临床科室职位,已经激烈到没有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根本连竞争门槛都迈不进的程度,想谋得一个医生的职位可不容易。那些口口声声说“没几个人愿意干医生”的医生,何不辞职把位置让出来,让那些排着长队想干这个职位的人进来?

如果以前的医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误上贼船”,那么这几年医生的苦叫得不可谓不响,“别让子女学医”的劝说传播得不可谓不广,为什么还是没有阻碍选择医学专业和竞争医生岗位的人暴增呢?…[详细]

好差事中的若干辛苦,不过是幸福的烦恼罢了

其实从前面提到的模型中,就可以知道公立医院的医生是占了便宜的。公立医院借助卫生部门提供的保护伞,把那50万可以创收的患者垄断在自己的地盘里,避免了私营医院抢生意。实际上,2010年的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可达19600亿元,这么大一块财富,其中花在医院的部分几乎都收入公立医院的囊中(2010年公立医院接待患者人次占到了总数的91.9%),公立医院借此不但养活了自己,有的还向上级主管部门“纳贡”,有的还建起了比五星级酒店都要豪华的高干病房伺候“老爷”,有的还为主管官员们的七姑八大姨安排了工作。那么这种垄断利润有没有被医生分得一杯羹呢?答案是有。这从三个层面可以找到佐证:

第一,中国但凡占有垄断利润的部门,其员工收入无不让人艳羡,医院没有理由例外。

第二,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公务员的收入偏高了》一文中,给出一种测算方法:择业是人生大事,不可能马虎处理,若这个职业被抢破头,则说明其收入偏高了。当然周其仁先生为说明这个测算方法,给出了非常详尽和精辟的说明,可以参见上述文章以及后续文章《中国公务员收入偏高,这是事实》。

第三,从各种被曝光的“回扣门”中,可以发现医生加上回扣收入后所得绝不低,甚至高得吓人。而医生有回扣红包之类收入是普遍现象还是偶然现象?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杆秤。诉苦的医生似乎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好医生,绝口不提自己有这类收入,我们也不妨承认这些医生确实清白。但清白医生的存在就能否认“医生收入偏高”的总体评价吗?…[详细]

要之,虽然医生工作负担在加重,但这是为了维护垄断利润的代价,可谓幸福的烦恼。

实质原因:谬赏主义作祟
“白衣天使”的说法有时会掩盖商业关系

混淆职责与道德的医生

面对批评,一位医生说:“只有等他躺在病床上等待医生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良心道德是什么”。这种说法颇能代表医生群体的一个通病——把职责与道德、工作与奉献混为一谈。

一个人躺在病床上,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医生的良心道德吗?恐怕不是。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无论是自己付费也好,还是政府代付费也好,总是给医院交了钱的,交了钱就要得到相应的服务,病人首先需要的是医生尽到医治的职责,这和在发廊剃头没有本质区别,但你听过“只有等他坐在椅子上等待理发师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良心道德是什么”的说法吗?

当然尽到职责与发扬风格并不矛盾,如果医生在尽到职责之外还能额外付出,那就真的体现了良心道德。对于这种额外付出我们是需要提倡和称颂的。然而我躺在病床上,你连职责还没履行就要我等待你的良心道德,这是不是扯远了些?还是你认为让我干等着才是应该,你的贵手动一下已经算施舍?

这种混淆叫谬赏主义

孙立平教授在《弄巧成拙的谬赏主义》一文中,借用读者的说法首次提出了“谬赏主义”这个概念。而《如厕摔死算不算“因公牺牲”》举了个谬赏主义的例子——我国的法规中,只要公务员是因为工作死亡的(比如上下班遇交通事故),就算因公牺牲。这是因为在80年代或之前,我们把原本商业上的交换关系理解为带有道德伦理含义的服务关系,比如将干好本职工作叫“奉献”,碌碌无为叫“敬业”,公务员叫“公仆”。80年代之后,公和私开始分开,私的部分以利益关系代替了原来的道德关系,因而工作不再是奉献,而是糊口的营生;但公的部分依然延续了之前的谬赏主义。比如汶川地震后本就该行使救灾职责的官员们被评为了英模,自带干粮救灾的群众却无一人获嘉奖,其遵循的逻辑仍然是体制内的工作是奉献。

谬赏主义在衰退,但在医疗服务行业依然根深蒂固

如前所述,今天的公立医院不但是收钱的,而且获得了额外的垄断利润,病人和医生之间是种商业关系——我付钱你服务。但“公”字打头,还是让包括医生在内的很多人看不清这种商业关系,反而满脑子谬赏主义作祟,觉得医生看病是在奉献,所以你躺在病床上不是在等待医生去完成服务,而是在等待医生的良心道德。这是对医生的谬赏之一。

医院患者排队,这本来是医院利用行政垄断地位得到的好处,但包括医生在内的很多人看不清这种垄断商业模式,反而觉得这是让自己奉献越来越多。这是对医生的谬赏之二。

在“我是纳税人,我养活了你”的观念轰炸下,今天的公务员们已经羞于把干工作说成做奉献;在“垄断国企”大帽子的压制下,今天的石油、电信、银行等行业也不敢把生意太火说成是负担太重。大概只有在医疗服务行业,谬赏主义还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医生只看见烦恼,看不见幸福;只看见付出,看不见回报,所以这个群体最爱叫苦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不止一位医生说:我每天要接待这么多病人,脸能好看吗。其逻辑是顾客太多,服务人员就该甩脸子。但同样是顾客盈门的海底捞火锅,其服务员送走第一批食客后,还要服务等位的第二批甚至第三批食客,为什么他们却能始终保持春风满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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