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中的选民分化，的确是美国选举近年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随着美国选民立场的分化，决定总统大选胜负的州数和人数一直在慢慢减少：在1960年时，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为了赢得大选在50个州举行造势活动，最终他以微弱劣势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当时全美有20个摇摆州；1976年，民主党人卡特与共和党人福特对垒时，有18个摇摆州；2000年，小布什与戈尔的激烈选战主要在12个摇摆州进行；而到了2004年大选，摇摆州仅剩下了10个。

2008年的美国选举地图：不少州都沦为了深蓝或深红洲

不仅在投票上，在一些具体政策上也同样表现出了这种分化的加剧。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家兼政治科学家安德鲁·格尔曼就举例：“在1988年选战时两党都很坚决地反对堕胎，而在今天，共和党人反对堕胎的立场比民主党人强烈的多。”

对最近四五十年来美国选举中选民立场的分化，美国政治作家比尔·毕晓普这样评论：“美国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加剧了社会的分裂，美国社会的政治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些人甚至会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来选择定居地点。”…[详细]

2012年大选，很早就被媒体认为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选民分化最明显的选举。《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年初撰文《展望美国大选：怀念消失的中间派》。这篇文章就认为：“美国选民正在向极端的立场屈服，而且从表面上看，选战双方都没有从这种对峙中获益。”

事实上，这次选举中奥巴马和罗姆尼在很多政策上都是泾渭分明的。而且在不同族群中，双方支持率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盖洛普近日对新墨西哥州的民调分析显示：罗姆尼和奥巴马在男性选民中的支持率分别为50%和49%，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则反转为39%和57%；罗姆尼在白人选民中拥有56%的支持率，奥巴马的支持率只有43%，但奥巴马在西班牙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则高达63%，大幅领先于罗姆尼的32%。

不同选民对候选人立场的不断反转，胶着的选情似乎真的来自分化的格局。…[详细]

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在“桑迪”飓风来袭时说过这样的话：“政治和选举并不是此时我们所应该关心的，如何快速恢复电力才是现在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位铁杆的罗姆尼支持者，在奥巴马得力的救灾指挥后也盛赞对方。大选很重要，但政治绝并不是美国民众生活的全部。政治人物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选民。两党的争执是会对民众的分化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过于强调这一点，却会忽视其它的重要因素：

2010年3月在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举行的题为“政党的未来”（Future of the Parties）的会议上，政治学者鲁伊·泰克赛拉（Ruy Teixeira）在其论文中写道：“美国政治结构的板块正在移动，人口实力的多种变化正在改变着美国选民结构，改变着两个主要政党的面貌。”

数据也证明了他的预测，201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过去十年中，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增加了30%（其中拉美西班牙语裔增加43%），而白人只增加了1%。截止2010年，美国少数族裔已占总人口的36%，比2000年增加了5%以上。

选民的变化和人口成分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拉美西班牙语裔在美国选民中的比例一直稳步增长，从1990年代初的2%，上升到2008年的9%，而且据投票后的民调结果显示，拉美西班牙语裔的投票率也在持续上升。亚裔是少数族裔人口增长的另一因素，亚裔近十年的增长幅度大约为26%。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0年的一份报告，2010年亚裔约占美国人口比例5%，占选民比例也升至2%。…[详细]

虽然多元不必然会导致分化，但不同族群的选民的立场肯定会有细微差别。而探讨2012年的大选和它可能造成的分化，也都应在选民多元化程度达到历史之最的背景下展开。

设在华盛顿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宣传机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资深副总裁塔拉麦吉尼斯（Tara McGinness)这样评价独立选民：“独立选民往往并不设既定立场，更能吸引独立选民的是候选人的领导才能和判断力，而不是他们的党派和政策。”，“一些独立选民在投票时还会选择不同政党的候选人担当不同的职位，以平衡两党，这种做法被称为混合投票（split-ticket voting)。例如，选民可能会选择民主党的奥巴马当总统，同时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当国会议员。”

而根据2012年1月份公布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op Poll)，认为自己是独立人士的美国人上升到40％，是盖洛普民调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这次民调中自称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仅占31％和27％。

调查显示2011年自称独立选民的比例已达40%

需要补充的是，独立选民的投票意愿较党派人士低，而且独立选民也不可能绝对的中立。但独立选民的增长也表明，美国选民的分化有相当部分是由于选民政治立场的“独立”引发的，分化绝不仅是“左右”之争。…[详细]

在之前的专题《美国大选是怎样烧钱中》已经提到，这是美国历史上投入最多的一次总统大选。充裕的资金使得双方候选人都能通过各种方式（电视广告，网络广告、邮件、电话，志愿者上门宣传等等）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指责对方的缺点。

此外，无数的媒体也会在第一时间发现总统候选人的失误和言不符实并公之于众。这种监督甚至会细化到每一个细节和承诺。一家知名的政治网站（politifact.com）统计验证了2008年总统大选时奥巴马向选民作出的508个竞选承诺。该网站精确到每一个承诺的分析显示，4年之后，奥巴马仅实现了38%的承诺，有20%的承诺还正在实施中，还有17%的承诺压根没有履行（剩余的承诺有些互相矛盾，有些则难以判断）。

而且，在1979-2000年间出生的所谓“千禧代人”将有3500万人可参加此次投票，这个数量约占选民总数的26%。年轻人的加入进一步丰富了选民参与选举的方式，新一代美国选民可以熟练的应用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了解选举信息，还可以通过自媒体时刻表达自己的观点。…[详细]

这种放在“显微镜下”和放在“口袋中”的选举，让每个选民都可以对候选人和他的政策品头论足，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且将这种判断传播出去。而对候选人审视的全面化、对政策探讨的细微化和对选举评论的个人化都进一步加剧了选民立场的多元和分化。

像战争一样，选战也是人声鼎沸、重笔描述分歧和冲突。候选人质疑对手的能力、品德和领导才能。但不同与一般的战争，喧闹的选战之后，美国往往会极其快速的切换到“合作模式”，而停战信号就来自败选人的演讲。

在2008年11月4日，美国大选还在清算选票，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便开始了自己的败选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奥巴马参议员和我有过、也辩论过我们之间的分歧，他获得了胜利。我敦促所有支持我的美国人和我一起不只是祝贺他，而且向我们的下任总统表示诚意，作出真诚的努力，以找到走向团结的途径，寻找必要的妥协，化解我们的分歧，帮助恢复我们的繁荣，在危险的世界中保卫我们的安全，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一个比我们接手时更强大、更美好的国家。不管我们有什么分歧，我们都是美国同胞。”在2004年败选的约翰·凯利（John Kerry）也遵循了相同的格调。…[详细]

虽然败选演讲看上去很空泛，但重要性却不容小视。美国政治学家保罗·科克兰（Paul Corcoran）就这样评价败选者的态度对弥合大选之后可能分化的重要性：“经过艰难竞选后发表败选演讲绝不是空泛的姿态，而是有助于肯定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加强国家团结，为和平和有效的权力过渡铺平道路。”

2001年1月，戈尔为布什统计选举人票，并宣布其获胜

当然，在选情十分胶着时，败选者也会通过将选举结果递交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等方式，合法的为自己争取最后的胜利机会。不过一旦裁决结果出现，败选者仍旧会展现自己的风度，发表演说祝贺对手当选并且着力弥合选民间的分歧。2000年的选举就是如此，得票更多但选举人票更少的戈尔在最高院的裁决后做出了妥协。在2001年1月6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还履行了副总统的责任，统计了大选选举人的票数，并宣布竞争对手布什胜选。

在败选者和胜选者确认了胜负后，对大选习以为常的美国民众也能快速的从“选战”状态回到“正常”状态。大选前铺天盖地的候选人宣传品、选举广告都会减少；各式志愿组成的竞选组织会逐渐解散；媒体也会在完成一些后续报道后，转向对新任政府政策优劣的讨论；而败选方和他的支持者则会通过对胜利者任期工作的监督将为下一次选举养精蓄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