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埃及神庙涂鸦与西雅图口香糖墙

左：神庙上的19世纪旅行者名字；右：西雅图口香糖墙，全球最恶心的“到此一游”

此次事件的发生地卢克索神庙，布满各种各样的古人涂鸦（注：本专题的涂鸦专指在公共空间乱涂乱画，对应的英文是“graffiti”）。这些涂鸦有古埃及文、古希腊人、卡利安文等等，被认为是金石学家珍贵的研究材料。而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的相关论文里，还提到“廊柱上密密麻麻地刻着19世纪旅行者的名字。”（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金石研究家理查德：《卢克索神庙的涂鸦》）一直到神庙的廊柱有了保护措施，这种现象才得以好转。可见，“到此一游”并不是国人的专利。其实，大概有人类开始，“乱涂乱画”就诞生了。考古学家在庞贝城的古罗马遗址就曾发现涂鸦字迹“Lucius pinxit”,意为“Lucius在此涂写”，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到此一游”。

有人用发展心理学解释认为，“到此一游”和动物用“撒尿”的方式宣示地盘实质是一样的。通过“留名”来临时性宣示自己的“所有权”能让人得到一种自我满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留名动机都来自“宣示主权”。纽约地铁的涂鸦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最早始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宣示地盘”。不过有孩子坦言，自己就是“留名”，看到这个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人知道就开心。这其实是“自卑者”一种寻找“自尊”的手段。

还有人就是无聊。像是西雅图有一面口香糖墙，就被称之为全世界最为恶心的“到此一游”。因为这里以前有座剧院，人们在等演出的时候无所事事，就会把嚼过的口香糖给粘上去，甚至还会做包括自己名字在内的各种造型。

因此，从文化的沿袭上来说中国人有“到此一游”的传统，甚至认为这是民族劣根性，有失偏颇。…[详细]

总结：人类有多种多样的心理动机留下“到此一游”，这和民族无关。

图片：明朝公务员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长城“到此一游客”

左：明朝公务员在桂林山水“题字”（图自《涂鸦鬼飞踢》）；右：现代人在长城留名

一说到“到此一游”，十有八九国人会想到《西游记》，于是有人戏称国人都是被在如来佛祖手里题字的猴子给带坏了。这当然是戏谑的说法，其实说的是中国古代就有“源远流长”的“到此一游”传统。许多文人墨客都喜欢在风景名胜里题字留名。有很多人试图区分古代的“墨宝”和普通的“到此一游”，认为前者的留名是和名胜古迹融为一体，本身格调高雅，为名胜增色。然而，专门研究涂鸦文化的台湾学者毕恒达在桂林迭彩山的石壁上看到这样的刻字：“北京右府差百户李玺到广西公干，正德二年九月二十日游此”。可见没才气的人也就是要“到此一游”。 有人说，上行下效，社会中的上层人士都这么做，民间自然也会形成如此的风气。

当代中国最早被关注的“到此一游景区”，恐怕非长城莫属。有机构统计发现，最早的留名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教授彭林就说，这种不好的风气在解放前即使有也不会太多。“大串联”（指文革时期青少年在全国进行革命串联）应该是个高峰。因为“那个时候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走到全国各地，比如他们到了北京看到长城、故宫等名胜，便会产生成就感和自豪感，于是自然就想到要留下自己的名字，以证明自己曾经来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在那个时候出门远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认为，由此开始，“到此一游”最终就变成了个普遍现象。…[详细]

总结：古代的题壁文化与上个世纪的“大串联”可能带来给人们效仿的历史诱因。

图片：意大利教堂里各国游客的“到此一游”与日本游客涂鸦事件

左：意大利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各种游客涂鸦；右：日本游客在此地“留名”

2008年，日本社会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到此一游”事件。日本一位高中棒球教练和分属几个不同大学的一群学生在游览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古迹圣母百花大教堂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教堂的大理石墙壁上。过了没多久，一位日本游客来这里参观，看到这些涂鸦非常地愤慨。于是他把这些日本名字都给拍了下来，然后以匿名的方式将照片寄到了这些游客的学校。日本媒体迅速跟进报道了此事。有3名学生受到的处罚较轻，他们写了道歉信，被勒令停学两周，并接受了多次训导。另一位女大学生则被校长直接带着去了佛罗伦萨，在当地的市长办公厅向教堂负责人道歉。此事弄得教堂负责人半感动半疑惑，因为历史悠久的教堂一直被“到此一游”所困扰。日本游客是来道歉的第一人。而那位教练，直接辞职谢罪了。

有报道就指出，在日本社会，对公共空间的干净整洁非常重视，更不用说是历史文化遗产了。所以，全社会对这几个日本人“口诛笔伐”，认为丢了日本人的脸。其实，如果在日本国内，他们大概没有胆子在名胜古迹涂鸦的，为什么在意大利就敢呢？这是因为这个教堂有太多人在涂鸦了，那位新婚不久的棒球教练还被告知这么做能够带来幸福，所以在“别人做我也能做”的思想下，离开了规则的约束（这个规则不单是法律），仅靠靠个人觉悟来抵制不文明行为真的很难。而大部分人也不是蓄意去涂鸦寻求刺激，反而是“从众心理”在作祟。由此可见，要杜绝在古迹涂鸦这种不文明行为需要做的是社会环境的建设，而不能单纯地指望“个人觉悟”。…[详细]

那么，我国的法律有问题吗？其实在《文物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中也都有相关的法条。主要还是在落实上。当然，不要说执法，就是教育上也存在问题。比如有记者就“到此一游”采访过法国青年，他们说从小就被父母老师带去参观博物馆，了解历史文物的价值，而到了大一些了，还从法律的层面理解了在文物上涂鸦的可能后果。遗憾的是，本次事件中，孩子的妈妈就说，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乱涂乱画是不对的。…[详细]

总结：个人道德觉悟敌不过“环境”，人有法不责众的侥幸。

有一条有代表性的声音是：“‘到此一游’是国民文明的顽疾，不论是长城，还是故宫文物上，‘到此一游’屡见不鲜。如今，‘到此一游’居然漂洋过海，到埃及洋洋得意地‘呲牙咧嘴’。殊不知，‘到此一游’既是个人文明的暗疮，也是毫无底线的炫丑。在一定程度上，‘到此一游’其实是国民文明的试纸。”

……

类似这样的评论很多，甚至有特别过激的网友认为该把这丢中国人脸的孩子“拉出去枪毙”。

事实上，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到此一游”不分国家、民族——许多人都可能产生乱涂乱画的心理冲动，关键是是否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素养去抑制住它。当然，前文提到了日本的例子，日本社会普遍认为在佛罗伦萨的涂鸦是丢了日本的脸。这个例子也让许多欧洲人诧异，觉得反应太过于激烈。而《金融时报》引用《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就认为这和他们“以群体为导向”的社会土壤有关。内外有别指的是属于本群体的人应该恪守爱护公共财物的群体规则，而不管群体以外的人的做法。这个规则的应用对象本身则没有内外之分。这恐怕和现在埃及神庙涂鸦事件有所区别。

在今年3月，有新闻就爆出“故宫的铁缸被‘到此一游’”的消息，尽管这条新闻也被广泛报道、转载，不过关注度比起这次的埃及神庙涂鸦事件来说，还是小了不少。因此，有评论就表示，“每每看到这些，我总在想，有多少人在这方面的愤慨，不是因为事情本身的对和错，而是因为在外面丢了脸？不是基于是非的判断，而是因为关乎面子。这样的愤慨，并不能真正促使公民素质的提高，倒是可能促使公民出国装文明，回来便野蛮地‘两面’做人。”

那么，在这样事情中什么是“是非”呢？是个人行为与公共空间、事物的关系。…[详细]

《大英百科》认为涂鸦是一种“视觉传播形式”，并且“往往是非法的”。“它是个人或者群体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公共空间留下标记”。而在美国，有一些专门成立的“反涂鸦”组织。就是因为人们觉得涂鸦者的行为冒犯了公共空间中的大部分人，不仅视觉上丑陋，甚至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除此之外，在公共事物上乱涂乱画也是对大家共有的公共财物的破坏；如若是在人家车上、房门上等地方乱涂乱画，则是破坏了私产。总之，都包含个人对他人的冒犯。

当然，很多研究涂鸦的学者会认为，涂鸦其实也代表一种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呐喊，乃至是对强权、权威的反抗。像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在陈水扁还在任的时候，就有人在公共场所创作“我爱‘总统’，效忠‘领袖’”的涂鸦来对他进行反讽。而全球的涂鸦其实大都围绕“性”和“政治”这两个主题。也就是说，越是在社会越不能公开谈论的言论，越可能被用涂鸦的方式来表达。

尽管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涂鸦是否应该在公共空间得到人们的宽容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损毁名胜古迹的涂鸦无疑是不允许的，不存在什么灰色地带。这已经严重损害了大家共有的珍贵历史遗产，严重侵害了公共空间中多数人的权益。尚不用说，在“XX到此一游”上根本看不到半分的创造力或者什么思想性，反而是机械的复制。…[详细]

台湾学生清洗自己弄上去的涂鸦，新闻媒体也进行了报道，间接让民众引以为戒

很多涂鸦还够不上毁坏文物或者毁坏公私财物的罪名，因此，这样程度的涂鸦往往不好治理。其实，在专家们抱怨罚款少、处罚轻没有威慑力的时候，不妨参考下台湾地区的例子。2009年，有四名台湾建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在著名的鹿港游玩时，在一处名胜古迹涂鸦。后来，该地区的管理者通过监视器确定了是他们干的，他们被要求清除涂鸦，认错“洗”墙的学生在清理中吃够了苦头，自然表示不会再犯。公德心，也由此培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