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18日公布基尼系数前的近10年时间，中国官方基尼系数一直未公布。根据《南风窗》此前的报道，面对舆论的压力，最开始国家统计局先以各地统计口径不同、抽样不系统和城乡差距不能简单计算等表明基尼系数“难以统计”，借此撇清不公布的责任，后来更是以“怕遭围攻”直接拒绝公布。因此，这次一次公布十年的数据，很出人意料。

中国近十年首次公布基尼系数（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表示就收入差距较大）

这种置民众知晓基本经济数据的天然权利而不顾，人为设定障碍、“扭扭捏捏”的公布过程本身就大大降低了数据的公信力。讽刺的是，有一点统计局的预测倒是准确，数据一经公布，果然遭到了无数质疑和“围攻”。…[详细]

虽然目前公布的0.47的基尼系数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并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但与同期其它机构的数据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出入。此前，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高达0.61；香港独立经济研究公司的一份报告则表明，近几年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55；而在由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和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完成的《2012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中搜集的数据发现，各研究机构测试出的基尼系数结果都不尽相同，低的在0.43左右，高的在2011年也达到0.5。

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释说，官方民间数据不统一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测算不够严谨。他还举例，世界银行测算的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74，而统计局公布的中国2008年基尼系数为0.491，并认为统计局数据高于世界银行就可以证明官方数据的准确。

不过，马建堂援引世行的数据却没有明确一个重要事实。根据国内研究收入分配和基尼系数的先驱，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的说法，世行报告的数据其实就是基于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样本（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多数都来自各国官方）。本质上，世行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同源的，所以以此佐证并不具说服力。…[详细]

2009年以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陆续都建立了政府数据门户网站，把从前政府专有的公共数据推上了互联网，掀起了一股“数据民主化”的浪潮。2010年5月11日，英国新首相卡梅伦上任后，更正式提出了“数据权”(Right to Data)的概念，指出这是信息社会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承诺要继续在全社会推向深入。美国也是同样，仅仅在2009到2010年一年的时间，美国数据网站上公开的数据从最早的47项就激升到272677项。

可以说，正是对数据的公开和透明成就这些国家数据资料的公信力。但反观统计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指出，国家统计局在公布数字的同时，并没有公布样本和原始数据。而只有公布样本和原始数据，使得更多的后续研究可以对结论进行检验，才能使数据更有可信度和科学性。…[详细]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但某些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所统计的"收入"往往反映不了真实情况。统计局惯常用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没有计入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而在中国，这两项却是导致收入不公的重要因素。

举一个例子：一个大城市公务员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个月五六千元，但他们在市区拥有一套两居室的经济适用房，每个月会产生不菲的租金收入；而且他们还有各种实物福利和单位组织旅游等；很多家庭甚至从不需要从市场上买米买油，家里大人小孩享有公费医疗。对于这种家庭，收入肯定被低估了。至于各级干部享受的专车、司机、秘书、高干病房等待遇，就更无法统计了。

在知名学者秦晖看来，正是这种现象，使得本应该弥合收入差距的福利，在中国却变成了不少富人的隐性收入。福利向有权有势的人集中，让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化。

除了隐性收入外，还有更隐秘的灰色收入。根据学者王小鲁给出的数据，在中国每年都会产生近10万亿的灰色收入。（虽然在这一数据体量上存争议，也难以得出一个确定的数字。但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如果不能充分考虑这些额外因素的影响，基尼系数会存在不小的误差。…[详细]

基尼系数虽然可以表现收入分配情况，但却无法有效描述不同收入阶层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如果在一个机会相对公平和程序正义的社会，不同收入群体始终处于动态，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阻力小，低收入群体就一般不会有仇富心理，且大多会认为自己有机会和希望改善其生存境遇，或会把自身收入低作为一种竞争激励；而机会不公平、程序相对缺乏正义的社会，收入差距才容易滋生不稳定因素。

而在“拼爹”泛滥的中国，这种最易积累社会矛盾的阶层固化现象恰恰是十分严重的。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报告的数据显示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基尼系数极高不好，但极低也不是好事儿。因为贫富分化本就不一定是坏事。诸如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样的人，确实比大多数人都富裕的多。但假如不让他们富裕，我们每个人就都会变得更穷。一味的追求平均，毫无疑问会打击社会的进步力量。

引用茅于轼的一句话：“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更何况，降低基尼系数和让最有创造力的人变富也不一定矛盾，阿根廷就是个很好的榜样。在过去十年中，阿根廷的基尼系数大幅下降，但同期国内最富的1%的人群的收入份额也一直在稳步增长。…[详细]

各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比较（点击图片可查看大图）

表面上看，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近几年飞快上涨。从1978年改革开始的0.30上升到1988年0.38再到2012年的0.47。但实际上，低基尼系数并不能完全客观的反映改革前的情况。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研究，改革前干部之间，工人之间，甚至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差距的确不是很大，其基尼系数仅为0.1到0.2。但城乡之间的差距非常大，1978年城乡的基尼系数就高达0.331。在这个新中国的所谓的“最平等时期”，这个差距比当时任何欧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大。而且，这些还都发生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前提下。

市场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基尼系数，但充分自由的市场也有能力通过资源的最优调配降低这种差距。以美国为例，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数据，美国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男女之间的基尼系数在过去三十年中都成缩小的趋势。即便在同期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有所扩大，但他们之间消费差别总是小于收入差别，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储蓄和借贷等方式来减少自己生活水准的波动。

另一方面，非市场因素的介入也会引发不均。根据香港独立经济研究公司的研究，尽管中国的国企只生产整个国家产出的33%，它们却接收超过75%的国家资本。国有企业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收到了超过95%的经济刺激资金，2010年估计也有85%。而体现在工资和税负的部分，根据天则研究院的报告，2008年，国有企业员工的人均工资比非国企（加权平均）高17%；2007-2009年，992家国企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为10%，而民企却达到24%。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放在今日，或应改成“不患寡而患不公”。其实，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的恶果。…[详细]

到底该如何缩减收入差距，到底是该劫富济贫，创造结果公平？还是应该创造机会公平，使得人人都有机会靠实力致富。

著名经济学家薛兆丰就认为：劫富济贫政策，并不能有效抑制社会的丑恶行为。假如政府的行业垄断、不当干预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是造成“贫富不当分化”的原因，那么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而只是在收入上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非但不能让腐败的官商就此从良，反倒会令他们变本加厉。而如果政府是劫富济贫的主导，它的“劫富”所得，有多少能真用于“济贫”也是需要严格监督的。

相对风险多多的“劫富济贫”，创造机会公平，尤其是教育公平对降低贫富差距的效果却是实打实的。巴西和墨西哥都是成功的例子。近20年来，两国基尼系数都在政府大力改善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状况后逐渐下降。而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方法在中国同样适用，根据他们的计算，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大致在13%左右。而如果将中国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到世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能从0.61（此处采用西南财经大学测算的基尼系数）降到 0.44，而如果提高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基尼系数更是会降至 0.42。…[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