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筹莫展的丈夫李合元

从经济条件和家庭结构来看，这并非“典型家庭”

据媒体报道，李合元和唐成芳结婚9年来，两人一直生活在福州，男方当木匠，女方在出租屋煮饭，两个女儿则分别托父亲和嫂子照顾。直到今年春节，妻子生下小儿子李顺仕后才回到老家。回到老家后，两人只能靠电话联系。唐成芳经常在电话里抱怨，带孩子太累，有点应付不过来。李合元了解妻子的情况后，为她感到担心，于是每隔两天就打个电话回家。

有媒体认为发生惨剧是因为唐成芳“在自已解决不了生活困境的情况下,在自己失去了生活信心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也会对原本可以依靠外力帮扶也同样失去了信任和信心。”唐成芳一个人要照顾三个子女，固然压力巨大，但要说其陷入生活困境，则未必符合事实。根据媒体报道的内容，李合元一直在福州打工，每个月都要汇3000元给唐成芳作为家用，每个月3000元在唐成芳所在的农村，要支付家用已经是足够了，要知道当地一对普通夫妇的月收入也只不过是这个数。

更何况，唐成芳也并非典型的孤儿寡母。尽管按照四川习俗，子女结婚以后即“分家”，与父母一家不再一起生活，但唐成芳的隔壁就住着李合元的大嫂饶朝琼，平时妯娌间关系很好，饶朝琼看唐成芳一个人带3个孩子太辛苦，还时常抽空帮忙，唐成芳携子自杀也是饶朝琼最早发现并施救的。…[详细]

农村自杀率已经显著降低，原有的自杀原因不再存在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有可能比城市高2至5倍，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远高于男性自杀率的国家（高出26％左右），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妇女是自杀的主要构成人群。但最近几年的一些抽样调查证明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在2006—2009年，农村女性自杀率一直低于农村男性自杀率，而且随着农村女性自杀率的降低，农村与城市自杀死亡率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相反城市自杀率有明显上升。

在过去，威胁型的自杀、辩诬型的自杀、解脱型的自杀是农村妇女自杀的三种主要类型，威胁性的自杀是指以自杀相威胁，寄望于被人救活；辩诬型的自杀即“一死以证清白”；而解脱型的自杀主要是妇女为了摆脱家庭暴力和婆媳矛盾，唐成芳的自杀并不符合这三种动机。农村妇女自杀的具体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夫妻吵架或不和、与其他家庭成员不和、躯体疾病、经济困难、亲属生病或死亡、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的矛盾、恋爱或婚姻问题、与生育有关的问题等等，而这些情况也基本没有在唐成芳的家庭生活中发生，可见，唐成芳的自杀不应该看作一个农村妇女自杀的“典型事件”。…[详细]

折磨唐成芳的很可能是产后抑郁症

究竟为什么自杀？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唐成芳只告诉丈夫：“我想不开。”而据李合元说，2003年，他和唐成芳结婚，婚后一年他渐渐察觉妻子的情绪很不稳定，经常称头痛，有什么不顺她的意，就又哭又闹。2004年，他曾为此带妻子到大竹县人民医院检查，不过并没有检查出头痛的原因。医生当时给她开了一瓶止痛片，哪知回家后，妻子将一整瓶止痛片服下，幸好及时送进医院抢救，才保住了性命。唐成芳的嫂子也表示，她“平时还是很正常，只是她心情不好就会闹脾气，不爱和邻居说话，喜欢闷在家里。”，但有时候，“只要谁不顺她的意，她就耍横，在地上打滚，又哭又闹，用头撞门”。

人们有可能经常低估抑郁症在自杀行为中的重要性，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精神疾病与障碍患者，尤其是长期重度抑郁症患者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自杀人群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高达90%至95%，而在我国农村，50%至70%的自杀人口同样具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障碍。

唐成芳是一个80后母亲，她生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才20岁，她的很多同龄人这个时候甚至还没有离开校园，她后来的表现也证明她不是一个心智比较成熟的女性，也未必在精神上做好了为人母的准备，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产后忧郁症的发生。加之其单独居住，孩子数量较多，这注定其成为产后抑郁症的高危人群，而她的紧张、疑虑等情绪，以及对生活的绝望、伤害孩子或自杀的想法和行动，都符合产后忧郁症的特点。…[详细]

“携子自杀”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

将子女看作自己的附属品

这一例自杀事件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唐成芳给自己的三个子女都喂食了烈性毒药，如果我们熟读新闻，甚至会发现这类“携子自杀”的事件屡见不鲜，虎毒尚不食子，这些父母为何要残杀自己的子女？

在美国，杀人后自杀的人大多数是在杀死他们的配偶后自杀，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博士指出，在香港，至少50%以上的这种案件中有一名死者是儿童。统计表明，携子自杀的行为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而台湾的携子自杀率是亚洲最高的，台湾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的李宏文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界限不明。在西方国家，杀人后自杀的案件中，用暴力的手段杀死孩子通常是一方家长向另一方进行报复的方式，但在亚洲地区，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跳楼或吸入煤气自杀的惨剧却更像是一种平和团圆的落幕方式。

一项由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组织的研究表明：家长们认为自己有权利为了不让孩子们继续受苦而杀掉他们的疯狂想法很普遍，前香港立法委福利事务委员会会长张超雄博士说：“我们把孩子看做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亚裔文化观决定了我们和自己的孩子，不是相互独立的人，而是一体的。”…[详细]

替孩子考虑的“利他型”杀人

张超雄博士对香港携子自杀的母亲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她发现这些母亲很多都是从大陆嫁给香港当地人当移民妻子的。“这些移民妻子需要在香港住满7年才能享受当地的福利和公共住房待遇。如果她们的香港老公抛弃了她们，她们就走投无路了。”她们由于社会和经济上的绝望而精神错乱，甚至觉得如果他们的子女不能从小拥有很高的起点，还不如和自己一起死了好。

在大陆，很多携子自杀的父母也是出于类似的想法，例如觉得“做一个孤儿还不如死了好”，“带着儿子一起死，免得他以后被后妈虐待”等等，这样的父母应该自问，如果他们杀死的是别的孤儿，这种行为还有丝毫的“利他”色彩吗？自己的孩子就理所应当被自己杀死吗？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上的混乱，台湾教育部呼吁媒体今后用“杀子自杀”取代“携子自杀”的说法，以强调孩子并没有自杀的意愿，杀孩子的行为并不是携子，而是在杀人。…[详细]

唐成芳的悲剧可能与抑郁症有关

如果有积极的心理干预——

一般来说，妇女的心理比男性更为脆弱，更容易遭受负面情绪的伤害，但对妇女的心理干预却比对男性更加不如，她们还往往比男性更难以获得足够的治疗。某医院精神科统计，2008年共接收了5224名住院女病人，平均住院天数略超过28天，而4992名男性住院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超过38天。许多女病人一旦病情有所好转，即要求出院，而出院常常是因为“家庭需要”。

传统家庭当中，妇女在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上扮演更主要的角色。她们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缺了她们一个家庭就无法正常生活，而另一方面，她们很少参与社会交往，即使身上保留一些精神障碍，也可以凑合着过，不会像男性一样影响到其社会功能，因此，很多家庭对女性的精神状况并不像对男性一样敏感。在唐成芳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悲剧，当她经常哭闹，甚至一次性服下一整瓶止痛片时，她的精神状态都没有引起家人足够的重视。…[详细]

如果丈夫和妻子没有被迫分居两地——

中国由于户籍政策导致的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长期分隔两地，被西方认为是极大的不人道。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留守妇女占留守人口的54．2%。她们要照顾家中老人、小孩，要家务、农活一肩挑，长年累月地独自撑起一片天。

一个刚刚怀孕生子的妻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缺少家人的关怀，独自承担家庭的重担。然而在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子女的医疗成本，以及已到入学年龄的女儿的教育问题，都使得唐成芳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和丈夫分居两地。如果产后的唐成芳能够得到丈夫的关怀和鼓励，如果在保险、社会福利和入学问题上没有户籍限制，如果农民工和其家庭能够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这个惨剧或许也不会发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