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是靠乡镇企业，不是靠集体主义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大锅饭为什么会失败

在认为“集体经济好”的人们看来，集体经济本来是最适合中国农村的共同富裕道路，甚至有人说“把小岗村这个分田单干的典型推向全国， 使中国农业倒退了XX年”。但是，如果坚持集体经济，就村村分别墅，户户发黄金，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却导致普遍的贫穷甚至饥荒？如果集体经济是一条金光大道，为什么恰恰是农民自己冒着犯法的危险抛弃了集体经济，并且极少有农村自发的走上回头路？

农民在产权不清晰的集体劳动中会失去积极性和创造力，已经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答案，然而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怀疑这一事实，或者觉得这只是农民“思想觉悟没有跟上”造成的暂时性问题。其实这个道理，美国的开拓者们理解得和中国小岗村的农民一样深刻：《普利茅斯开拓史》记载了美国的早期居民，“五月花号”的乘客在美洲大陆开拓的历史，这些清教徒们在美洲的最初几年都是在贫困和饥荒中度过的，他们坚持集体劳动，劳动成果共同分享，但他们的玉米总是不够吃，后来他们选举出来的总督采纳了主要成员的意见，允许各家依靠自己的劳动，自行种植玉米，并用目测的办法，根据人数按比例给每个家庭分配了一片土地，所有的男仆和孩子都列入家庭的名下，结果第二年，他们就摆脱了饥饿。

总督布拉福德总结这一经验说：他们持续了数年的那种公社劳动试验还是失败了，而实践者都是一群虔敬正直、诚实本分的人。这也证明了柏拉图和一些古典作家理论的空洞无知。剥夺私有财产权，把私有财物纳入公社，这种做法会让“国家”“政府”享受到繁华盛世的愉快，仿佛他们的智慧已经在上帝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财物（直到用完）会引起诸多混乱和不满，使得人们无法及时就业、参加劳动，阻碍、延误了许多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和帮助的工作。最能干也最适合劳作的年轻人不愿为别人的妻子和孩子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劳动，因为没有分文回报。身强体壮、才智出众的人和那些身体羸弱的人所分到的食物和衣物毫无分别，而后者能做的工作只相当于前者的四分之一，这是不公平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和身份卑微、年少的人同样工作，同样得食、分衣，这对他们多少显得侮慢不敬。男人的妻子们被吩咐去帮其他男人做工，如洗衣、做饭之类，她们认为这是一种奴隶劳动，也令很多做丈夫的不能容忍。如果他们是一群品行低劣之徒，这样的状况会变得更糟。如果所有人分到的一样，所做的一样，所有人都完全平等，人与人毫无分别，那么，就算没有在实际上废除上帝为人所设立的特殊关系，至少也已经大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本应保持的、非常重要的相互尊重关系。不要说这是人性的弱点使然，而要归因于这种共产主义（原文作Communistic，与公社Community一词同源）生活方式的设计规划——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段话写于差不多400年前。

据统计文献，1958年至1978年，中国每个农业人口每年所生产的粮食减少了22公斤，棉花减少了0.05公斤，食用油减少了0.8公斤。而包产到户以后第一年，中央派出的调研员发现，不仅出现了普遍的增收，局部地区的增收甚至达到了大锅饭时代的十倍之多。…[详细]

富裕跟分不分家无关，跟敢不敢经商有关

我们来看看长江村的致富之路：1972年，长江村副业办公室主任李良宝用大队里凑出的700元经费，带领6名农民在老夏港河畔筹建2座小砖窑烧砖起步创业；1973年，李良宝带着副业队用搞运输、办窑场积累下来的资金，购买10台仪表车床，办起了长江五金厂，当年即盈利近8000多元；1978年，长江村的长江工业总厂已经颇具规模；1983年，全村工副两业产值突破500万元……另一个“明星村”华西村的创业带头人吴仁宝也多次说过，他们早就知道无工不富的道理，所以六十年代就偷偷搞工副业，抓收入，抓钱。

要知道，尽管当时的政策给农村“搞副业”留了口子，但究竟要不要允许农民大规模的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经济活动，在各地的看法却并不统一。有的领导说，这是社会主义农村的希望所在，有的领导却说，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即：以落后挤先进，以小挤大，以小集体挤国营，与国企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连经济学家薛暮桥一开始也反对乡镇企业，他去苏南参观了钱桥钢厂以后说，都像你们这样搞，国家哪来这么多电？

华西村和长江村所在的苏南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著名的苏南模式，这里存在大量以村集体为单位的经济主体，其主要特征是依靠集体积累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市场化在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各自市场化的起点不同，当年温州发展乡镇企业的主要形式是家庭工业，没有集体投入是因为这里有集体但没有“集体经济”，因此同样富庶的浙江，广东，却没有涌现出“明星村”，因为他们的村级经济分家较早，早就没有再以村为单位进行核算，如果说长江村和华西村证明了集体经济不错，那么浙江和广东的富裕农村也足以证明单干经济也不错。归根结底，并不是“集体经济”在和“单干”的制度竞争中取得成功，而是不管集体还单干，他们和不搞经济或者没有条件搞经济的地区相比都取得了成功。

而这一切，都是和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经济年代背道而驰的，乡镇企业的成功源于面向市场求发展，并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拿华西村和长江村来证明“不分家更好”的人们不明白，如果整个社会全盘恢复他们所主张的集体主义，那么这些明星村的集体经济就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明星村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纷纷出现的根本原因。…[详细]

明星村根本不是所谓“集体经济”模式

集体经济的鼓吹者忽视的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乡镇企业和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

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集体经济，是指人们共同劳动，并共同分享收益，简而言之，这个集体是劳动者的集体，而不是“资本家”和出资人的集体。如果按照集体主义的主张，那么华西村也好，长江村也好，包括南街村也好，其村办企业的红利都应该在参与劳动的全体工人当中进行分配，而不是仅仅“中心村”的村民有分红的权利。

而如果股份收益也算集体主义的话，那么不管微软还是伯克希尔，任何一家公司只要有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就都是“集体经济”。华西村长江村等所谓集体主义村庄，其实质是村民以土地和人力入股，作为原始股东享受乡镇企业的分红，他们获取的这一部分收益实际上是股份收益，而不是劳动收益。把华西村和南街村等等称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以也有观察者认为，集体经济早就在中国的历史上消失了，也不可能再复活，今天人们说所的“集体经济”，只不过是一个个戴着“集体”帽子，能够给原始股持有人进行分红的企业而已。

“富裕”的南街村实际欠贷17亿

“集体”曾经是政治避险的必须

在改革开放前的整个农村“集体经济”年代，普遍农民和农户家庭不被允许获得集体劳动之外的收入，养一只鸡或者种一点葵花都有可能被看成不走正路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民任何个人奋斗的手段都要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但集体经济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当时的政策在宏观上允许村集体小规模的搞副业，样板戏《龙江颂》里面就有"农业损失副业补"的著名台词，1976年，北京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和玉渊潭人民公社的工副业，都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四季青人民公社，就有养猪场、粮食加工厂、粉丝厂、盆窑、修配厂、铸造厂、农机厂、玻璃钢厂等等，四季青农机厂生产的平地机，还销往东北等地。

而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尽管不再禁止私人从事“副业”，但雇工问题仍然是一条陷阱。当时法律认为，雇佣他人劳动属于剥削，而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剥削现象的存在，因此广东农民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安徽年广久炒“傻子瓜子”，都因为雇工问题差点面临牢狱之灾。但本村人在本村里的企业里干活，则属于替自己干，不会被禁止，这也几乎注定了早期的企业一定是“集体经济”的。

另一个原因是对政治风险的担心，人们害怕自己办企业成为人民的敌人，因此尽量将自己的企业挂靠在村镇集体上，给企业戴一顶“红帽子”。直到一九九一底，广东的乡镇企业都只有26.79%属于私人所有，而40.70%的企业属于镇集体所有，25.81%的企业属于村集体所有。…[详细]

以集体的名义便于获得生产要素

除政策限制之外，生产要素的安排也使得“集体经济”具备先行一步的条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上，集体经济可以靠集体经济积累，即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从农业上“抠”出来的一部分资金；劳动力则可以“集体内解决”；而农村土地本来就属于集体所有，一旦打破上级的土地管制，集体经济在土地使用上占尽了先天优势。

其实在一些村民以土地入股发展工业或者招商引资的地区，即使完全没有所谓“集体经济”，村民每年的土地分红也一样颇为可观，其分红水平甚至不低于华西村、长江村等集体经济明星村。但在今天，村集体自行运作土地，已经和政府的土地财政构成直接利益冲突，故不再被宣扬。

河南南街村甚至以附着在其集体经济上的浓厚政治色彩一次又一次的申请到巨额贷款，用银行提供的廉价资金助推发展。…[详细]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集体经济这种形式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

没有“集体主义”的农村同样富庶

所谓集体经济应该股份化

产权不明晰的恶果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要么三个和尚没水吃，要么把精力都放在分财产上，对存量改革的热衷代替对增量的热情。而集体主义明星村里，为什么这一幕没有发生？其实因为反过来回答，并不是因为这些明星村做得很好，才没有发生；而是正因为没有发生这些争执，类似的明星村才能继续辉煌下去。

实际上，这些明星村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带头人”拥有高度的权威，带头人不仅拥有董事长一般的控制权和经济支配权，他甚至可以自己随意划分自己在集体资产中的所占比例。例如南街村甚至在连正常的公开收购程序都不进行的情况下，通过所谓外圆内方改革，将集体资产大量转化为管理层的个人资产，而村民对此毫无监督权。

我们很难为这种产权不清晰的经济形式继续存在找到理由。如果说要保证农民的分红收益，其实只要从中划拨股份给他们即可。变集体所有制为股份制，除了产权明晰之外还有一个额外好处，即农民的所有权可以变现，农民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自由。而这些集体经济的典型中，农民却失去了经济自由，例如华西村每户农民名义上每年可以获得数十万元的收入，但在“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的安排下，奖金收入只实际兑现20%。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和轿车等福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村民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村集体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

无论在南街村还是华西村，一旦村民离开本村生活，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农民对自己拥有的那份“集体财产”的权利，比一个股东拥有的权利要小得多，可想而知，如果把农民的集体成员身份换成股权，他愿不愿意换呢？“集体经济”四个字，是不是恰恰成了阻碍农民换取股权的借口呢？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