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战场：大规模“反攻”发生在日军投降后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抗日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个划分因被历史教科书所采纳，归结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大阶段，而流传甚广。实则学界对“战略反攻”阶段之有无，历有争议。
毛泽东在1945年8月9日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向来被视为敌后战场发动战略反攻的标志。但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发表此文时，日本业已宣布投降。黄烨驳斥称，“8月9日23时30分,日本御前会议才开会讨论日本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向题……到10日6时45分……日本帝国政府通过瑞士政府向中、美两国,通过瑞典政府向英、苏两国通告, 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至此, 无线电波将这一重大消息传遍世界各地。” ①
如果将8月9日作为敌后战场反攻起点的话，那么所谓战略反攻就仅有9日—15日这几天的时间。但也有学者认为，反攻时间应从1944年算起，“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收复失地8万余平方公里, 解放人口1200万。”在1945年前七个月，又“收复失地24万平方公里, 解放人口近1000万”。②
事实上，以上的所谓局部反攻，还是游击作战，规模并不大。而在这种反攻的同时，日军也没有停止“扫荡”。中共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七大”上还说，“解放区的军事任务, 则是动员军队与人民, 从各方面来准备大反攻, 及准备战略上由游击战为主到运动战为主的转变。”显然，1944年—1945年的敌后战斗，并未被中共中央视为“战略反攻”。
对于所谓战略反攻的时间问题，还有人将节点推迟至日本签署投降书的1945年9月3日（黄烨甚至将这一时间延至9月10日上党战役爆发）。贺新城认为，“8月15日, 日本宣布投降, 但日军大本营迟至8月22日才下令海外日军于25日零时起停止作战, 同时又规定侵华中国派遣军例外,仍可就地对中国军队实施‘自卫’作战……在这种情况下, 敌后战场的全面反攻继续实施。自8月9日至9月2日的全面反攻中, 敌后战场的军民收复县以上城市150余座, 歼灭日伪军7.8 万余人……”③
8月15日后，之所以还有战斗发生，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禁止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来攻,日军就要作战,守住这些地方。日军按国民党的命令行事, 共产党要求日军缴械投降, 日军拒绝投降。”“日本宣布投降之后, 在解放区战场, 战争不仅没停而且规模更大。”然而，如王桧林所说，“八路军、这种大反攻是拒降与受降的战争, 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战争。”④换言之，此类军事行动，严格来说，应归入国共内战，而非对日反攻范畴。
正面战场：只有一些“反攻前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反攻
正面战场方面，蒋介石早在1944年2月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就表示“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如果“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地实行反攻”⑤。然而在当年4月，日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使国军损失了五六十万兵力。
即使如此，还是有学者坚持认为，正面战场存在战略反攻，最重要的例证即是滇缅战场的胜利。如苏盾称，“从1944年春夏之际开始,在它（国民政府）的西线战场(滇西、缅北战场)对日军发起了具有决定正面战场全局性质的反攻, 彻底摧毁了日军在滇缅地区的势力, 打通了中印交通线”⑥。然而，如前几期短史记所说，发动滇缅作战原非国民政府所愿，且得不偿失，与战略反攻之意大相径庭。
至1945年，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一些推进，也被部分学者看作是战略反攻的组成。如有学者称“1945年4月中旬, 日军以5个师团的兵力冒进芷江。正在集结部署、准备南翼反攻的中国精锐兵团,利用日军的冲势后发制人, 从5月上旬起大举反击……取得了湘西会战的大捷, 由此展开了东正面的反攻作战。在此期间, 日军迫于中国军队的压力, 被迫开始战略收缩。中国军队立即转入追击, 5月下旬收复南宁, 6月下旬收复柳州, 7月下旬收复桂林……”⑦
以上这些战绩表面看起来辉煌，但经不起推敲。湘西会战为日军主动发起，国军乃是防卫反击，这显然算不上正面战场的反攻。至于华南战场上收复的失地，实际是国军在日军主动从广西撤军后，才相继进入的。日军收缩兵力于华北，也不是“迫于中国军队的压力”，而是为与美、苏开战做准备。
由上可知，围绕抗战“战略反攻”的有无问题，学界已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辩。其实只要对比1945年前后的中日军力，就会发现敌强我弱的局面并未改变。⑧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无力对日军发动最后反攻。甚至在天皇宣布投降后，冈村宁次还相信，“前后八年百战百胜”的中国派遣军，“至今尚保持了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他回忆说，“前线部队未能全面收听8月15日天皇广播，据说不少人还以为圣谕广播是让他们更加努力进行奋战。”⑨
以上那些被学者用来论证“战略反攻”存在的战例，实际上只能算是中国反攻的前奏。诚如抗战期间曾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职的张发奎所言：“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换言之，未等中国集聚力量，发动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反攻，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注释：
①黄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②③⑦贺新城：《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④王桧林：《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⑤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台）《蒋总统集》。第1484—1485页，转引自马振牍《略论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5辑），华夏出版社1995年；⑥苏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的再认识》，《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⑧黄爱军：《对抗日战争是否存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再思考》，《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⑨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