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迷信人参,始于何时?

在众多名贵中草药中,人参能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清朝政府和商人的大肆炒作。 …[详细]
地里的人参地里的人参

人参被中国人视为一种灵丹妙药,具有包治百病的神奇功效。在众多名贵中草药中,人参能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清朝政府和商人的大肆炒作。至于人参的真实药效,其实在现代医学界一直饱受质疑,甚至有研究者称,人参的主要成分“与胡萝卜根差不多”。

明朝以前,人参只是一种普通药材,甚至被和干枣并列在一起

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后来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尤其说,“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自此被赋予“神药”地位。①

明朝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是辽东地区(今辽宁神西部)的“辽东参”(又称“辽参”)。这时人参还只是一种相对普通的药材,没有被太多神化。苏轼曾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②在苏轼眼中,人参好像只是和干枣一样的美食或者补品,只要有人顺路,就能帮他带一些,似乎并不名贵。

党人参中较为名贵的是所谓“紫团参”,一种仅长在上党地区紫团山上的人参。王安石患有哮喘病,据说需要紫团参才能医治。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王安石身为高官,尚且不能轻易得到,可见紫团参之珍贵。但结合苏轼长期服用人参的例子推断,普通上党参的话,在北宋时期是相当易得的。

直到明朝中后期,人参的价格依旧较为低廉。嘉靖年间,一斤人参只要白银1钱5分,后来一路上涨,万历中期为3两白银/斤。按照成书万历年间的《本草纲目》的说法,“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也就是说,此时的上党人觉得,经过此前上千年的开采,土地已被严重破坏,停止了人参开采,人们只能使用来自辽东的人参了。由于稀缺,人参价格从万历晚期飙升,至崇祯时期达到16两白银/斤。

清朝开始,在政府和商人共同炒作下,人参价格、地位大涨

人参在清朝地位大变,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人参的形态、内涵被赋予很强的神秘性

人参的命名,本身就有很强的神秘性,隋唐时期的《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名字的解释是,“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③

对于人参的由来,《春秋运斗枢》的说法尤为神奇,“摇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将人参看作是和天上“北斗七星”有关的神物。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是清朝的“龙行之地”,自然充斥“王气”。如阮葵生所说,“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把人参的生长和清朝王气联系到了一起。

人参因其具有人形,故而得名人参因其具有人形,故而得名

二、清朝政府垄断人参贸易,不断推高人参价格,使民众愈发相信其为“良药”

在党人参几乎绝迹后,明朝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女真和明朝间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曾是女真最重要的财源。从万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8个月时间里,海西女真人在边境和明朝交易26次,售出人参1733.75斤。也仅仅是这一年,明朝就为购买人参付出了白银3万两,超出国库承受能力。为迫使女真降低人参价格,明朝政府曾一度关闭边境的贸易市场,导致女真积压的10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④

借助人参贸易,女真为对抗明朝集聚了力量。清朝入关后,皇室继续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乾隆年间又成立“官参局”,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一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一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⑤

 乾隆末年到道光年间的人参价格(来自蒋竹山《人参帝国》) 乾隆末年到道光年间的人参价格(来自蒋竹山《人参帝国》)

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为特许经销商,负责在江南地区贩卖。这些经销商为更多获利,一再哄抬人参价格,使得乾隆中期的人参价格达到600—800两白银/斤,嘉庆年间更是突破2000两白银/斤。

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生徐灵胎写过一篇《人参论》,其中提到,“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在垄断和炒作下,人参价格飞涨,使得普通人将人参视为最好的药,即便吃了人参后,病情不见好转,也不会后悔买药或者埋怨医生。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谁也治不好了。⑥

三、清朝皇室一直大量服用人参,对民间起到示范

除售卖外,大量上品人参被清宫留用。从清宫档案《人参上用底簿》可知,在乾隆帝生命最后两年,即“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他曾还写过一首题为《咏人参》的诗,说人参“五叶三丫云吉拥,玉茎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此外,乾隆朝的一些妃嫔、公主也都服用人参。慈禧太后也很喜欢吃人参,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时间里,“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⑦

清朝皇帝还时常用人参赏赐大臣,如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10斤;大学士傅恒在金川领兵作战,水土不服,乾隆帝赏赐人参3斤。清朝的藩属,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也都收到过人参,作为特别赏赐。在皇帝的示范作用下,民间变得更加相信人参的神奇功效,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念头。⑧

 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展览的“人参之王”,重285克 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展览的“人参之王”,重285克

四、清朝江南地区盛行“温补”,推动了“人参热”,并影响至今

从乾隆时期开始,江南发展起一种补药文化,如当时的医生徐大椿说,“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他所说如“外邪入里”云云,同样玄虚,但从中可以看出,很多江南医生确实喜开补药。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又当数人参,“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亦竭力购参以服之”,无论贫富,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能治好痼疾。

在这种温补风气之下,清朝还出现了一批“人参购买指南”。陈烜《人参谱》、唐秉钧《人参考》、郑昂《人参图说》,都详细介绍了各种人参的名字、产地、气味、功效等,教人们如何分辨人参的真伪。人参也出现了所谓“尖顶熟”“统顶”“条小”“统糙”“须条”“泡条”等上百种名目,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消费水平的购买者。⑨

清朝对人参功效的神化,一直影响到今天。现在依旧有很多中国人相信,人参是一种包治百病的补药,但事实上,依照科学检测,被认为药效最强的参根,主要成分为碳水化合物,和胡萝卜相似;参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后也仅表现出很低的药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药典》早在1937年删去了“参”(包括人参、西洋参),认为它们的医疗、保健价值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⑩要最终证明人参的药用功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清朝人参的部分分类(来自于蒋竹山《人参帝国》) 清朝人参的部分分类(来自于蒋竹山《人参帝国》)

注释:

①林仲凡:《有关人参的历史考证》,《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②孙文采,王嫣娟主编《中国人参文化》,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199—220页;③王铁生主编:《中国人参》,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36页;④⑥⑧⑨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⑤赵郁楠、曌峰:《清代东北人参售卖管理初探》,《故宫学刊》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⑦陈可冀:《清代内廷中人参的广泛应用》。《国医论坛》1986年第1期;⑩方舟子:《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科学世界》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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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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