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学生的命运

什么是“异地高考”

归纳地说，在中国存在着四种类型的高考行政区划，一种类型是“高考录取率高，教育水平高”，如北京、上海，称之为A类；一种类型是“高考录取率低，教育水平高”，如广东、江苏，称之为B类；还有一种是“高考录取率较低，教育水平偏低”，如一般西部省份，称之为C类；最后一种是“高考录取率高，教育水平低”，如西藏、海南，称之为D类。

“异地高考”主要是C类省份居民要求在A类、B类省市高考。…[详细]

“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是两回事

反对“异地高考”者，很多时候会把“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混同，认为和后者一样，“异地高考”也是一种特权。其主要理由就是，你想在某地高考，不就是因为那个地方高考录取率高吗？你不就是想占当地人的便宜吗？

但事实上，“异地高考”问题和“高考移民”问题有本质不同：首先，“高考移民”基本上发生在欠发达省份，譬如有向西藏、海南（D类）等地的“高考移民”，进行“高考移民”的人，一般并没有在这些省区接受过超过2年的教育，甚至有人接受教育的年限不过几个月，是利用其在其它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省区所取得的优势来与欠发达地区考生竞争。“高考移民”之所以都是移往欠发达省份，是因为这些省份的户籍很容易搞到。在治理“高考移民”的时候，应该查的是学籍，这个人肯定有海南户口，但是现在要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在海南上过学，如果你在山东上学，到海南高考，这显然就是对海南本地人不公平。

而“异地高考”问题，主要发生在发达省份，最集中的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异地高考”是指由于父母向发达地区迁移，子女跟着父母去一个地方，并在这个地方长期生活，要求“异地高考”者的学籍没有问题，他们可能整个中学都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接受教育，所以受的是和京沪子弟完全一样的教育，他们并不依靠在其它的应试教育压力更大的省的教育经历在和京沪本地人子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所以“异地高考”是有学籍没户籍，“高考移民”是有户籍没学籍，这两者是恰恰相反的。…[详细]

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往往受到歧视

“异地高考”和农民工子女基本无关

网络上有一种声音，大概是说，要是实现了“异地高考”，农民工们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送到北京上海，到时候城市人口膨胀，教育资源变得低效，本地人利益受损。但事实上，“异地高考”这个问题，和农民工的关系不大，以在北京的外来人口为例，他们怎么处理和孩子的关系？

第一类人，譬如建筑工人（住工棚），还有一些居住条件太恶劣的劳工，以及工作时间超过十二小时的低端产业劳动者，是不可能把孩子带到北京的，这部分人，虽然是北京的外来人口，但并没有“随迁子女”，他们的子女因为条件所限，被迫成为“留守儿童”。

第二类人，比上一类人的条件稍好一些，他们可以把孩子带到北京，但是许多相关的证件并不齐全，并且工作时间也很长，对于他们而言，让孩子上公立学校就是很困难的事了。为何打工子弟学校明明条件一般，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把孩子送进去？第一，打工子弟学校手续简便，不需要相关的证明，随到随走，因为就读门槛低，所以打工子弟校的学生就多。第二，打工子弟校的办学相对灵活，可以早上6点把孩子送到学校，晚上七八点钟下班之后去学校领走孩子，对于工作时间长又没有时间接送孩子的人而言，这是巨大的优势，公立学校是无法满足的。

但是这一类的子弟，总体来说受教育的情况都堪忧，大多在初中都被送回了老家，不在北京接受中学教育，即使勉强升入了北京的中学，但也受到北京中考的种种限制，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难以升入北京的高中，所以这部分孩子，也不会面临“异地高考”问题。

第三类人，是比前两类人的条件都要好。他们在北京所从事的不是最低端的工作，有相当比例是白领，他们在北京租房至少能满足一家三口的活动空间，甚至还有人已经在北京买房。这部分人只是没有拿到进京的“户口指标”。这部分人在北京，有稳定的事业，有家，实际上已经和“新北京人”无异。在北京一直上学，可以连续十二年的，大多是这类人的孩子。

“异地高考北京维权”的主体，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三类人，和打工者关系不大。…[详细]

儿童权利公约标志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非经法院判决，应确保不违背儿童父母意愿使儿童和父母分离。因而随迁子女跟随父母，在父母经常居住地接受教育应该是一项基于国际公约的基本人权。现在很多人一讨论这个问题就开始说录取，说名额分配，最后演化成“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利益冲突，扭曲问题焦点。

这并不是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因为“公平”二字的含义模糊而复杂，何谓公平？是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还是结果公平？用“教育平等”一词可能更贴切，家长的诉求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争取父母不与子女分离，只要能在家长的工作地上学，考试，就行了。当争取人权变成了“利益之争”，“异地高考”运动就已经失去了它的道德合理性。…[详细]

北京高校对本地学生的偏爱十分明显

谁在阻碍？

众所周知，广东和江苏的985高校录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广东和江苏的“外地人”照样也希望“就地高考”。“异地高考”运动的重要中心之一就是在广东。广州、深圳等地都有大量没有户籍的“外地人”希望把孩子带在身边，并且能让孩子在广东就地高考。广东省的985高校录取率低于四川省和重庆市的985高校录取率，但是还是有原籍四川的人希望孩子在广东高考，他们有什么“便宜”可占呢？

由此可见，“异地高考”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上文所述的A类地区本地居民。北京和上海的985高校录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录取率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外来人员在北京上海参加高考，并且让他们和当地考生一起竞争录取名额，这种局面是既得利益者最不愿看见的。…[详细]

回原籍高考又不现实

由于现在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崩解，不同地方不仅试卷难度不同，更要命的是考试科目、分值、题型千差万别。譬如江苏，录取的时候表面上的满分是480分，但有些学科的考试是打等级；广东，是3+1+文理大综合；上海，满分是630分；海南，实行的是标准分，形式上满分是900。

那你要让一个江苏考生去广东参加高考，或者一个上海考生到安徽参加高考，那不是要这个考生的命吗？所以，时至今日，在一地上学，到另一地考试，这条路在中国内地已经堵死了。…[详细]

不彻底消除歧视，教育平等无法实现

要从根本上解决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并参加高考等问题，必须消除针对他们的制度性歧视。作为城市生活的一分子，打工者也是纳税人，应该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北京、上海本地考生已经享受了其他地区考生望尘莫及的超国民待遇），他们的子女应该和城市居民的子女一样进入正规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并在学校受到平等对待。

然而，歧视是吊诡的，歧视产生的结果往往反而被用来维护歧视的正当性。无论是吸收随迁子女就地入学还是允许他们就地高考，都会遇到城市的强烈反对，而反对理由高度一致——这样会严重加剧“移民”，尤其是“高考移民”，造成城市人口过多、交通拥堵、资金短缺、生活和教育等资源供不应求等等。其实，所有这些担忧都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大城市长期依靠歧视积聚了种种特权，如果允许外地人进来平等分享，必然加剧各种“移民”。面对这一现象，城市的自然反应是继续走歧视的老路，不让打工者分享城市的利益，甚至把他们的子女赶出去，加剧歧视反成了拯救歧视的法门。…[详细]

美国近四十年大力推进教育平权

美国曾经也和我们一样

在纪录片《等待超人》中，来自美国洛杉矶市的西班牙裔小女孩黛西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她梦想成为一个兽医，这个梦想要从学好8年级的数学开始——然而在她所在社区的史蒂文森初中，只有13%的毕业生数学是合格的；而在史蒂文森的直升高中罗斯福中学，只有3%的毕业生成绩可以达到申请四年制大学的最低标准，57%的学生甚至无法毕业。

100所公立中学，却只有1所“明星学校”。假如你不在那个社区，父母又没钱送你去私立学校，就只好困在自己社区的中学里。在这里，要与那些家庭背景良好、享受优越教育资源的白人孩子公平竞争上大学，几乎难于上青天。然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美国的精英阶层发起的一场教育平权运动，正在使强势群体自觉地为弱势群体做出牺牲，以实现平等的梦想，并为美国社会注入持续不衰的活力。…[详细]

立法支持弱势群体，教育平权得以实现

美国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

作为民权运动的大本营，全美高校积极响应，在那一时期招收了大量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骆家辉进入了耶鲁大学。

当然，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又让许多“白人学生”等优势群体觉得被反向歧视了。但是，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在意见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它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要弥合这种差别，强势群体必须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让给弱势群体，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让落后者先起跑。

除了这些对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外，美国还让“穷”孩子上得起私立学校。如果说公立学校系统是“穷”孩子别无他选之下必须要吃的“大锅饭”，特许学校的设立就是给了他们选择“开小灶”的权利。这类学校虽由政府按人头拨给教育经费，却交给私人经营，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