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说，黄埔毕业的军官水平，比日军军官“至少要差十年”
抗战时期，国军在战场屡屡失利，军事装备、兵员训练不如敌人是一方面，而国军将领能力不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佛采尔在1933年，即注意到国军军官普遍履历不足的问题。他在给蒋介石的建议书中说，军官必须“历任各级长官”，“苟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否则的话，军官“无论如何勇敢，亦无济于事”①。
两个月后，蒋介石向军官们阐释了佛采尔的意见。他说，“我们军队里阶级的升迁，实在太容易。譬如在黄埔毕业的学生，无论哪一个，最多不过是三十多岁的人，现在已很多升到少将中将甚至上将阶级的。试看旁的国家，无论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情形的。其他国家的军官甚至一生一世都升不到上尉，也是常有的事情。而现在我们一般学生，毕业以后，不但做一个少尉不耐烦，甚至非上尉不可。”他又以日本为例说，在日军中当3年少尉，才能晋升中尉；由中尉到上尉则要6—10年。以至蒋介石说，“我们军官的程度比起日本的军官至少要差十年”②。
为了改变这种名不副实的状况，蒋介石在1935年开始推行新的军衔制。这次改革包括两个要点，第一是加强对“停年”的规定，如陆军少尉在平时要一年半、战时要一年，才有资格晋升中尉；少将无论平时、战时，都要做满三年，才能升中将。其次是明确了对学历的要求，如果没有正规的军校履历，不得充任校级以上军官。
实际操作中，关于“停年”的规定多未能实行，但学历要求得到贯彻。1936年，国军陆军有将官1247名，其中地方军校及行伍出身的393名，毕业于保定军校的388名，各占31%左右。毕业于黄埔的仅92名。至1947年，将官总数已有3274名。黄埔出身的上将虽仅1人，但全部将官达到了1150名（35.1%），仅次于陆军大学毕业的1197名（36.5%）③。
从以上高级将领的出身变化来看，抗战八年间，有军校学历的军官所占比例得到大幅提升。行伍出身的军人几乎失去了升任将官的可能。
蒋还说，“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
黄埔毕业的军长、师长，能力固然高于行伍出身者，但也远远不能达到一个现代军官的标准。黄埔一期生在校不过半年，后面几期也只有一年，所学课程极为基础。加之黄埔毕业生军衔、军职升迁较快，缺少阅历，以至到了1938年，蒋介石将国军军官与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相比时，还说“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④
在整个抗战中，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大变化。1942年，史迪威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说，“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⑤如果说史迪威对国军抱有成见，他的意见还不足深信的话，那同情中国的魏德迈所说的话，就很难让人怀疑了。魏德迈说，“在我所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⑥
郝柏村在几十年后给出的结论，也无不同。郝柏村说，“黄埔一期仅受训六个月，完成一个排长的教育……蒋公深感黄埔先期教育，不够担任高级将领，故于抗战末期，特于陆军大学，召训中、少将级军官，做四个月的教育，但成效不彰。故以黄埔一期生为主的高级将领，对于战略、战术素养，尤其大军指挥能力，普遍不足。”⑦
1946年4月，在郝柏村所说的陆大将官班的开学典礼上，蒋介石又说，“现在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庞大散漫……高级将领管理不力，指挥无方……”⑧显然，蒋介石对国军高级将领已失望至极。
注释：
①《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②蒋介石：《训练军队与修养本身之道》，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1，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148—149页；③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6页。作者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官名簿》（1936年）、国防部第一厅《现役军官资绩簿》（1947年）统计；④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第72—73页；⑤⑥转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12—13页；⑦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470—471页；⑧蒋介石：《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第68—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