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过年上班的雍正,为何两次被迫休长假?

[摘要]雍正之病,来得蹊跷,使人奇怪。

《清世宗实录》卷九十记载:“雍正八年庚戌春正月庚午朔,上于宫中拜神,以祈谷致斋,命于初六日御殿。”

这一个春节,雍正帝换了花样。

难道是雍正帝要给自己放五天假?

非也!

雍正帝病倒了!

雍正七年冬,雍正帝突然患了一场重病,一直延续到雍正九年秋,已经严重到了准备后事的程度。《清世宗实录》《清史稿》之类正史,没写明病症名称和严重性,但从停办万寿节大宴,停止年度决囚,还赦免一批“应得遣戍、监追、籍没及妻子入官等罪”(《清史稿·世宗本纪》)等非常之事来看,他的身体已经到了非常时期。

直至雍正八年五月的一次朝会上,他才对满朝文武大臣说:“朕自去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留心调治。今年三月以来,间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常,夜间不能熟寝,如此者两月有余矣。”

雍正之病,来得蹊跷,使人奇怪。虽然雍正说病状是“似疟非疟,或彻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饮食,寒热往来,阴阳相驳”,但究竟是什么病,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只是他曾密折向云贵总督鄂尔泰透露:“朕今岁违和,实遇大怪诞事而得者。”

雍正帝遇到了什么“大怪诞事”?他没有说,只说待明后年鄂尔泰来京陛见时,再当面详细谕之。鄂尔泰连续多次报告祥瑞,深得圣心,成为了雍正的新宠。

无疑,雍正帝隐恶讳言。

雍正八年的正月初一日,年年要御祭堂子的雍正帝,病得只能在龙塌上乞求上苍给他的国家风调雨顺了,不能接受群臣朝贺,不能接见外藩使臣。

这个春节,他过得很艰难,也很痛苦。

过去的一年,是他任期最头痛、最棘手也最郁闷、最恼火的一年。

三月,他力排众议,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用兵。不料,狡猾的噶尔丹策零耍两手伎俩,一边扬言议和,一边集结重兵,使岳钟琪和傅尔丹出师不利。雍正帝大怒,将二人调回京师调教,重战再次失利。

五月,陕甘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报告,湘南士人曾静受吕留良反清思想学说影响,将遭遣戍广西的允禩余党传言雍正阴谋夺位事继续散播。曾静被缉拿后,供称了多位儒士的不满行为,指定已辞世多年的吕留良为罪魁祸首,还对康熙、雍正进行了一系列颂扬与礼赞。雍正帝认为吕留良等鼓吹民族思想,具有广泛基础,而允禩等人流言,实属为患非小。至于曾静,属于乡曲“迂妄之辈”,不足为大患。

九月,他不顾以和硕怡亲王允祥为首的一百四十余位大臣的联名反对,将同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派大员带领曾静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地,进行宣讲,对吕留良、允禩辈言论,进行批驳揭露。雍正帝之所以这样做,无疑是常人质疑他继位不合法,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

而重返军前的岳钟琪、傅尔丹再次势力,于是破格雍正起用军事庸才锡保为大将军,并加大他的便宜行事之权,命其在军营可以选拔副都统、护军参领。锡保大军初战,鏖战十多次,每战告捷,但最终还是打得很辛苦。

要知道,为了打这一场大仗,他筹备了两年,还特别组建了军机处,就是想宣示,他继承了先帝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的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多事之秋,雍正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就连他最信任倚重的皇十三弟、怡亲王允祥,也于雍正八年五月病逝。

允祥的离去,加重了雍正久治不愈的病情,“中心悲恸,虽强自排遣,而饮食俱觉无味,寝卧皆不能安”(《清世宗实录》卷九十四)。

而在此时,其皇三哥允祉私下发牢骚,对怡亲王“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膈膜”;同时,“从前皇贵妃丧事。允祉当齐集之期,俱诡称有另交事件,推诿不前。及前年八阿哥之事,允祉欣喜之色,倍于平时”。都是亲兄弟,一边是亲情中断,一边是亲情浇薄,再一次严重地戕害了雍正帝的身心。

所以,雍正九年新春,雍正帝只能在宫中拜神,然后坚持接受群臣和外臣的上表朝贺,也一如既往地停止筵宴。

直至这一年秋天,雍正帝病情转好,但因故多生,急火攻心,身体超支,导致雍正帝突然患病,起势应该很猛。

雍正讳疾乱求医,却误信方士养身,乱服有毒的金丹,能提神一时而遗患无穷,故久治不愈。

雍正十年、十一年的春节,雍正帝虽然临朝受贺,但身体大不如前,也只能在宫中拜神,省去了去堂子祭神的第一大事。到了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实录中只有一句“上于宫中拜神,以祈谷致斋,命于初九日御殿”。这较之于雍正八年新春不能临朝,延长了三日。

雍正十三年春节,雍正基本恢复了新年朝会的老三样,但在这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清世宗》卷一百五十九),第三天子时驾崩了。他的离奇崩逝,没有熬过在位的第十四个春天。

对于雍正帝短暂而伟大的一生,萧一山在《清朝通史》卷上中,以汉初的文景之治喻康熙、雍正父子:“玄烨性情施治,颇似汉文帝,而胤禛则景帝也。”

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但他首重吏治,整饬群僚,坚持严法,刚毅明察,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作风和铁腕。“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萧一山《清朝通史》卷上)

然而,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夜以继日地工作,求治太切,执政苛严,而且率先垂范,严重透支,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结果导致壮年暴卒,难为常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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