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一提农民工，就是指那些收入又少工作又累的进城农民，但严格按户籍算的话，农民工里面当然是有分野的。比如农民企业家，按户口算也是农民工，但他可能已经住上商品房了。
另一类农民工，本来就是家住城中村或城郊的，他们的宅基地和耕地，市场价值非常高，一旦按市场价变现，那么这些农民工也会变成富农民。
这类农民工，大部分住在工棚，也有一部住在棚户、违建、城中村等居住条件差的地方，收入微薄。他们的老家既不在城中村也不在城郊，因此土地就没有多少价值。我们把这一类称为穷农民。
今明两年，重庆首批转户对象，包括务工、经商五年以上，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已在主城区购置商品房的；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还有征地后的40万失地农民和70万农村籍大中专学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户对象，可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富农民吗。给富农民转户，恐怕不是什么特色，而是中国城市的一贯方针。
我们知道，这个转户计划，从第一批看，其实是有条件的。那接下来的第二批、第三批……，是想转就转呢，还是也要设门槛？
如果要设门槛的话，会不会也是这种嫌贫爱富的门槛，或者说，是不是有利可图的才给转？
按照重庆市政府的说法，三年内要建3000万平米的公租房，这个数量虽然还容不下千万农民工，但也很可观了，似乎穷农民转户后，可以住在这里。但是我们找到一个数据：至2009年底，重庆全市已累计实施廉租住房保障14.3万户，惠及低收入群众40余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下来重庆总共建成的公租房只解决了40余万人的居住，而未来三年内却要建3000万平米，那可真是一个大跃进啊！
我们又找到一个数据：今年重庆将建成220万平米廉租房。这是将建成还没建成的，我们姑且就相信它可以建成吧。那么今年220万平米，后年和大后年每年得分担1390万平米，从220到1390，这也真是大跃进了！
如果这个大跃进不能完成，那么穷农民住哪呢？2007年6月，对本国贫民窟问题深有所感的一位印度记者问中国重庆市黄奇帆副市长：重庆会不会出现贫民窟？副市长答：我们“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的农民习惯做“两栖人”，喜欢单身进城打工而把家庭留在农村，不像你们印度农民喜欢全家进城而且还要住在一起！
所谓两栖人，就是年轻时在城市住工棚，35岁左右回农村老家。如果穷农民没有公租房可以安家，那么他还是只能做两栖人，因为他的土地并不值钱，补偿款不够他在城市安家。那么第一，两栖人还敢转户吗？转了户他35岁后回哪里去？他家里留守的人又住哪里？第二，一个住在工棚不能安家的人，城里人的教育等福利又如何享受？所以，一旦公租房的大跃进不能完成，恐怕这个转户就和穷农民无关。
随着重庆的工业化进程提速，土地瓶颈凸显。按照中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各省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皆由中央以“用地指标”的方法严格控制，并按年度下达。据重庆市国土房管局提供的数据，2007年之后，重庆市每年获得的用地指标，与重庆城市化发展所需的土地相比，缺口在50平方公里左右。
接下来，重庆用地紧张的局面可能还会加剧。东部沿海企业因劳动力和土地供应日趋短缺等原因，正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中国正实施的功能区规划突出了十个重点开发城市带，成渝城市带位列其中，并有望聚合为西部开发之增长极。目前，重庆已吸引了惠普、思科、富士康等企业落户。而2010年6月18日挂牌的两江新区，开发面积达1200平方公里，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后的“中国第三区”、内陆首个开放新区。所以人们当然怀疑：“重庆政府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励根源，要从土地问题上去寻找。”
有学者担心，如果农民在退出土地后，自己所得到补偿与市场价格过于悬殊。虽然按照重庆《户改意见》，农民在转户后的三年内，仍可保留地权，但三年以后农民是否能够继续保有土地及收益，尚未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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