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文化沙龙第三场 贺卫方：古典司法的修辞学

警惕世界的中国化[查看全文]

中央电视台专门报道了对药家鑫的采访，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面前，药家鑫看起来非常的悔恨，非常的懊恼，看上去他以前的表现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人们说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只采访这家，不采访被害人的家庭？还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她是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她居然在电视上说，药家鑫连捅八刀并不意味着他更具有恶意，而是因为他是练钢琴的，只要弹第一个音就会弹很多的，所以他一捅一刀以后就会连续。这种辩护都给人感觉非常非常的怪异。所以我的同事，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孔庆东教授，在电视上表现出来一种对法院的非常大的怀疑，而且他认为，自首也不构成任何可以开脱的理由，他说你可以不自首，你可以逃，你逃到天涯海角，我杀你全家，这是我们孔老师的观点。 [查看全文]

法院最后似乎在犹豫，在徘徊，在迟疑，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在全国人民的怒吼声中，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药家鑫死刑，立即执行，上诉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在全国的高考学生走向考场的那一天，药家鑫一大早被执行了死刑，全国人民心里面似乎安抚了一下，但是仍然不能解除他们对法院的愤怒。这样的愤怒情绪到了李昌奎案件中，可以说，我们用一个不合适的成语叫甚嚣尘上。李昌奎案件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到了二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大家都会觉得为什么要改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给出的理由是，第一，他有自首情节，通缉之后他就到公安局去说“我杀了人，我就是李昌奎”；第二，最近这些年判决涉及到死刑案件的时候，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基本的政策导向，那就是涉及到农村的邻里之间的一种纠纷，发生的杀人，尽可能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因为农村的邻里关系不同于城市的邻里关系，城市人之间打交道可能经常是一次性的，而农村里边邻居之间可能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一块，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代一代地这么生活在一起，如果是冤仇结下的话，就会给生活，给人们的情感带来巨大的后遗症，于是最高人民法院说，这种情况最好是多适用一种补偿性的司法，而不是过分地强调最严厉的处罚。所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学法律人都知道，这是中国死刑的两种不同的执行方式，都叫死刑，但是一种叫死刑立即执行，一种叫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实质上就不死了，甚至有些人过十年、十五年就可以出来了。这时人们会感觉到，这个东西特别不能够理解，孔老师又发表看法了，孔庆东老师说，这个案件表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从院长到法官全部都是汉奸，应该统统拉出去枪毙了。这是非常激烈的话语，下面跟贴说“好，孔老师说得好，明天我们就去杀他们”。这个情绪化非常的浓重。 [查看全文]

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件是这样，不那么引发关注的案件，一般的民事案件、商事案件，一般百姓或者说当事人对司法也没有什么信心。有不少人说我们国家的司法、我们国家的法院，如果打民事案件的话，干脆就别审了，在法院门口放个碗，里面放两个色子，就是打麻将用的骰子，然后双方当事人打点，谁点大判谁赢，没准比现在判的还公正一些。 [查看全文]

当徘徊在法院门口的民众，总是想象着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或者说他们对任何法院都不会信任，法院的公正性根本不被国民所信赖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就会非常麻烦，比方说人们会到网上去发布相关的案情，比方说人们会去上访，我们国家的上访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可怕的问题，尤其对官府来说，他们觉得特别可怕。尤其是要开奥运会、全国的两会、国庆的时候，那真正上上下下紧张得不得了。大家知道北京市是在河北省的包围之中，河北省要搞一个所谓的护城河工程，那就是说，整个的河北省都是北京市的护城河，任何人都不得越过河北省到北京去，北京常态上有各级政府派来的进行截访的人员30万人，北京开中低价格宾馆的人最喜欢越多上访的人越好，因为他们的宾馆都会被截访人员长年包租，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上访的人到北京干吗？温家宝总理说，到北京上访的人中间，70%都涉及到法律，涉及到司法。那就是败诉的当事人，甚至包括胜诉的当事人，不认为法院判决是公正的，于是就上访。不断的上访，也耗尽了他们的财力，有些人也许本来的争议的标的额就是1万块钱，但是他们为上访，往往最后搞得家徒四壁，比他们本来应该获得利益更高的一种付出，而且久而久之精神都会有问题。 [查看全文]

司法的不公正，给老百姓带来了多大的困惑，人们说现在要警惕世界的中国化，中国人民办事的风格现在在影响全世界。比如到了非洲去投资，我们的商人也把非洲的官员统统拉下马，送礼、收受贿赂，这个东西特别麻烦。我们自己的国民面对这个法院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有一些同学、朋友读过卡夫卡的著名的小说《审判》，里面有一段一个徘徊在法院门口的人，他是如何心里面想象着法律，我们的国民徘徊在法院门口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想象说，我根本不需要打点，我不需要送礼，我不需要请吃饭，我就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这是英国人的想象，这是美国人的想象，而我们的想象总是要跟这样的一种腐败情节相联系。不公正的司法再廉洁，再效率高，再便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社会的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法国有那么疯狂的大革命过程中对于贵族的一种杀戮，为什么会发生人们对法官的极度仇恨。这也是后来拿坡仑要求法典必须制定得清晰可读，即便是一个下地的农民，晚上回来也可以在烛光下阅读民法典。[查看全文]

司法中的修辞学

诗词能力，大家知道，这是我们考察一个古典的中国人，他是否符合做官的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所以要做诗词，做诗词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也是使得一个人的思维变得非常的独特的一个过程，这个独特性，就是我们把举国都变成了诗人，这个诗人的思维，大家知道，我们这两天会接触很多，像下午章诒和老师，她就是一个特别具有文学思维的人，我和她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经常感觉到文学思维的独特性，我们的张铁志老师，从台湾来，他也是一个文学情感非常浓厚的人。法学人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经常感觉到一种差异感，这种差异感就是他们特别喜欢用更形象化的话语，来表达非常深刻的一种思想，他们不是用经常说道理，给你讲一二三四，他们用非常形象的东西，把你需要通过说理的方式表达的东西，讲得非常的有一种，我们叫穿透力或者一种感染力，但是它绝对不是给你很平实地非常严谨地跟你说理。毛泽东说他喜欢诗人，喜欢唐诗，不喜欢宋诗，原因是宋诗里头经常是板面孔讲道理，缺乏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本来是花，上面有露水，有时候给人很灵动的感觉，诗人他的一种忧世伤身的一种情感，体现在他看到同样的场景的时候他的不同的想象。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云深，采药，这样的一种想象给人一种隐者的意象，你就不断地想象，回味无穷。他们经常用比喻，他们经常用一种很具有意向性的表达，他们用典故来去表达，像中国古典时期的诗人，像苏东坡，就是用典非常多的一个诗人、词人，所有这些东西，你们知道是文学的，但不是法学的，不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法学的或者社会科学的，他们更讲究一种严谨的推理，而这种严谨的推理在中国古典时期的官员中间，似乎是最匮乏的一种风格。他们整天特别喜欢写诗，明朝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最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到了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国度，遍地都是诗人，在他们国家诗人就是少数的留着长长的头发的，有那么几个人，写一点长短不齐的句子，但是在我们国家诗人普及了，全民皆诗人，互相之间应酬，跟西方人“早晨好、下午好”不一样，（我们会说）“仁兄最近可有新诗？”“啊，又作两首。”给你写到扇面上。西方人非常吃惊，这真的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国家，你想传教士把这些信息传递到西方国家， 当时西方近代化早期的时候，西方人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国度，每一个官员都是诗人，这还了得？但是，大家知道，每个官员都是诗人，这就意味着每个官员每天都在用诗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国家的问题。本来应该用严谨的方式思考的问题，他用诗人的方式去思考。[查看全文]

诗人的这种思维，影响到他语言的运用，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在中国古典时期，他们也是法官，他们的司法程序，经常要运用这些语言，他们的语言是一种怎样的语言？我们如果反思，我们了解西方的历史，我们发现西方的法律，一部法律的历史，是他们的专业化的语言的一种发展的历史，古希腊当然没有什么专业的法律、法学，他们当时还基本上大家都是外行，没有发展出专门的法律教育，但是到了古罗马，他们在借鉴希腊哲学的基础之上，创造出来一整套的法律的概念，这套法律的概念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的常识，但是与此同时，经过一种梳理，经过一种提炼，形成了一套专业化的法律语言，比如说古罗马人就认识到了社会中间应该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我们每一个人，你我他，具体的人。另外一种人似乎是一种联合，你我他大家组成一个合伙，大家经营，经营的过程中间，我们就有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实体，这个实体也应该算是法律社会中间的一个单位——人，但是这个人叫法人，英文叫Legal Person，法人，古罗马人创造出这样的概念。古罗马人想象各种财产，我们知道，我们平常接触，日常接触，我们生活离不开财产，我们住在房子里面，我们睡在床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房屋里面做演讲，我们坐在椅子上喝我们的茶，喝我们的矿泉水，这都是财产。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财产，古罗马人对它进行一种分类，这个分类的标准多么的复杂，他们居然有多达17种不同的标准来区分不同的财产。[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