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赛锐杀死的女孩吴倩

27刀杀人犯，与李昌奎案惊人相似

与近期被广泛关注的另一案相比，这位连捅27刀的凶犯与李昌奎实在是太相似了。同样是在云南昭通犯案，同样地凶残，同样地在追捕中自首，同样地被昭通市中院判处死刑，也同样是因自首情节、婚恋纠葛等原因被云南高院改判成死缓，也同样地在近日被舆论所关注，也同样是引发了猛烈的讨伐，除了指向他们，矛头还指向了云南高院。

27刀残杀女生，这个过于惊悚的表述也使人瞬间联想到药家鑫，药家鑫也才8刀啊，27刀是否有媒体夸张渲染成分？在赛锐案二审判决书中，引述尸检报告证实，吴倩死亡原因为单刃锐器刺击颈、胸、腹、背部致气管、食道、左右颈动静脉断裂、双肺破裂、胃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虽然未提一共多少处伤口，但如此惨烈的死法，已说明27刀就算不中也差不远。赛锐绝对算的上一代“凶人”了。…[详细]

赛锐案有蹊跷之处，但与李昌奎案应无“内幕”关系

对于赛锐案，其凶残的27刀和据说富有的身家背景，让民众的怒气迅速从李昌奎身上转移了一部分到赛锐身上，对比起李昌奎的穷人身份。很快就有人想象出“阴谋论”，认为判李昌奎死缓是为了给赛锐打掩护，“云南高院的真实目的其实就是保住赛锐云云”。

但从时间上看，李昌奎二审判死缓已是在赛锐案判死缓的一年半以后，而若非最近药家鑫案火爆，李昌奎案也不容易被捅出，不会有多少人关心。因此要说李昌奎案是为了赛锐案打掩护未免过于匪夷所思，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是完全失败。…[详细]

按知名法学专家王琳的说法，没有证据，我们应该对云南高院的法官作没有贪腐的“无罪推定”。讨论案件存在哪些问题，不需要借助“阴谋论”。

此外，媒体报道中，还有赛锐家“扬言要用钱摆平”等说法，这种说法无疑会点燃民众怒火，不过这种说法未经证实，没有必要刻意放大。

然而，除去对两案有关系的联想之外，判决书里关于赛锐和被害人吴倩关系的描述确实让人怀疑，判决书称“赛锐因发现女友吴倩与别的男子有不正常交往，双方因此争执”、“被害人吴倩不能正确处理感情问题确是本案的诱因，辩护人所提被害人有过错的意见本案已经注意。”然而，判决书中并未提到相关证据。而据吴倩母亲称，吴倩是有一个男友，但却是姓王，并不是赛锐。

判决书所说是否就是真相，看来是要存疑。不过毕竟一审二审在事实方面的认定是一样的，不必轻易否认。那假如判决书所描述的事实没有问题，赛锐够不够上改判为死缓呢？

赛锐自首并不必然从宽

在判词里，赛锐案“依法从轻处罚”的理由有两条，第一条是自首。对于自首这点，本案与李昌奎案完全相同，都是在公安追捕过程中投案自首，可以说是“被动自首”。有人会觉得这种算不上自首，但在法律上考虑到这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还是认定这种行为属于自首。在《李昌奎杀人案分析》中，已经讨论过这一点。

然而，自首并不必然从宽。按2010年最高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的说法——“对于自首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被告人，除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一般不应考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再看看本案的判词——“上诉人赛锐故意杀人的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本应严惩。鉴于赛锐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赛锐属应当判处死刑，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对比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这是不是意思完全颠倒了呢？

因“恋爱纠纷”改判死缓同样说服力不足

除去自首情节外，赛锐案判决书里还提到“本案系感情纠纷、矛盾激化而引发，对赛锐可酌情从轻处罚”，确实，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有“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这一条。

且不提上一段讲的恋爱纠纷有没有疑问，就算是恋爱纠纷，甚至是婚姻纠纷，酌情从宽处罚也不是必然的——2007年北京就有过一个例子，吴某因猜忌妻子有外遇，勒死妻子后焚尸灭迹。一审法院以此系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为由，以及坦白认罪、部分赔偿等情节，对吴某判处死缓。但检察机关认为，对于发生在家庭内部针对亲人的犯罪，仅仅因为是婚姻家庭中引发的案件就从轻处罚，不但与法律精神不符，对被害人也是极大的不公平。检察院抗诉得到了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的支持，二审改判为死刑，也通过了死刑复核，最终被执行死刑。…[详细]

而赛锐对“女友”狂刺27刀被判死缓，符不符合法律精神，对被害人公不公平呢？

比一比就知道，赛锐案不比李昌奎案危害轻多少

按《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再对基准刑进行调节。 ”我们不妨以依据量刑指导意见，结合判决书和新闻报道对比一下李昌奎案和赛锐案的量刑细则。

比起李昌奎，赛锐在杀人人数上要少，也没有犯下强奸。但残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公共场合施以暴行，在社会危害性上更胜一筹。而在减刑情节，赛锐还有所不如。总而言之，赛锐的恶行并不比李昌奎逊色多少，两者非常相似。而对于李昌奎案，包括主张废除死刑的贺卫方教授在内的诸多法律学者，都认为李昌奎罪大恶极，理应判处死刑，与李昌奎相比不遑多让的赛锐，算不算得上是罪大恶极呢？

当然，云南高院的法官们是专业人士，他们有自由裁量权，对法条和司法解释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采纳减刑情节，本案判死缓，也绝对说不上是错案。但在今天(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前)，死缓据称“平均实际只坐18年牢”，死缓与死刑一字之差，司法公正的天平将会剧烈摇摆。死者家属为何苦苦讨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详细]

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有

按规定，赛锐案同样可以再审

李昌奎案受到广泛关注，且云南高院决定对李昌奎案进行再审，这让吴倩的家属燃起了再审赛锐杀人案的希望。

与李昌奎案一样，赛锐案同样是二审(即终审)结束，法院判决已生效，两位犯罪者已经进入死缓的两年观察期。由于是死缓，无需最高法院复核，因此受害人家属想推翻判决，只能走“审判监督程序”，即通过申诉发起再审。

申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法院申诉，既可向省高院申诉，也可向最高法院申诉。李昌奎案就是死者家属向云南高院申诉，云南高院院长审查后决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这种申诉期限是判决发生效力后2年以内，赛锐案二审判决是在2009年11月，如今还仍在申诉受理期。

另一种是向检察院申诉。李昌奎案死者家属也曾向云南省检察院申诉，也得到了帮助，但省级检察院只能向省高院“建议”，而不能“抗诉”。若要抗诉，则只能由最高检察院提起，让最高法院再审。这种抗诉不受时间限制，对于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

一旦再审受理，审理期限为三个月，最多延长到六个月。

启动再审难度不小

对于法院系统，想让类似赛锐案的申诉获得受理并不容易。由于是终审判决，法院往往会优先考虑判决的“既判力”。所谓终审的“既判力”，就是要保障判决的稳定、权威，绝不轻易更改，这将有力降低诉讼成本，也避免诉讼变得旷日持久。“再审”作为一种寻求改变已审结果的司法救济，与终审“既判力”无疑是矛盾的。统计数据显示，刑事申诉最终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比例一般不超过申诉案件总数的2%，经过再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的不足进入程序案件的40%。另外，法理上有“再审不加刑”原则，若想让赛锐、李昌奎加刑，尽管从现行规定来看是有可能的，但法院系统的绝不会对此感冒。

而对于检察院系统来说，抗诉的动力同样不足。因为往往条文本身比较模糊，而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力过大，抗诉人员没有把握，而对于抗诉本身检察人员也不怎么关心。甚至因顾虑到检法关系而拒绝抗诉。

近几年接连发生的诸如佘祥林案、刘涌案、许霆案等等社会反响巨大的案件，尽管民众主要是对法院的部分刑事审判不公表示不满，但这些案件检察院也没有及时提出抗诉，许多人连抗诉是什么都不清楚。这既弱化了法院的审判权威，也让民众对检察机关不信任。

不过，在李昌奎案获许再审的激励下，性质相像的赛锐案能同样获得再审的机会也未可知。但接连的再审要求，或许会引起连锁反应，掀起“翻案风”，这是司法系统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赛锐案究竟能否再审，变数甚多。

而且即便再审被受理，与李昌奎案一样，再审的结果会是如何也仍然是未知数。

法律学者在案件讨论会上提出卓见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再给吴倩的家人一个机会又何妨？

李昌奎案的重审，或许会导致很多旧案尤其是涉及死刑的案件开始寻求翻案的机会，这也是药家鑫案之后舆论对死刑案件关注度提高的延续现象。如果真的“翻案”成风？会对我国的司法系统形成大冲击吗？

确实，“翻案风”会对现有判决的“既判力”形成巨大的影响，事实上，由于审理层级少，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以及种种其他因素，我国的再审制度虽然很多人觉得没起到作用，但实际上我国的再审案件是远远多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既判力”本来就够缺乏的。而且，再审制度包括“再审不加刑”等原则从设计时，主要就不是为受害人服务，而是为赵作海、佘祥林等冤案、错案服务的。为把“死缓”变为“死刑”而破坏司法“既判力”，在很多法律学者眼里，这是属于违反原则的“胡闹”。

然而，既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再审制度，既然能以“量刑不当”为由再审李昌奎案，给王家飞家属实现正义的机会，那么给吴倩的家人一个机会又何妨？只要在法律上再审制度存在一天, 判决的“既判力”就等于是附有条件的，是可以被再审解除其效力的。

何况，我国现有案例的“既判力”在民众心目中威信有多少，恐怕不会有多少人对此有信心。既然如此，如果能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洗涤掉不好的“既判力”，将错案再审成有说服力的案子，也未尝不是好事。

当然，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行事，这是需要强调的前提，废死与否也一样。

“翻案”不仅促进单体正义，也促进整体正义

对于李昌奎案、赛锐案等案件的受害者家属来说，如果能根据现行规定“翻案”重审，则不仅是符合程序正义，更是促进了实体正义。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对个体案件的集中关注，也会促进整体法制的进步。从药案到李昌奎案到赛锐案，除去废死与否的争论外，公众也普遍把目光投向了司法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尤其是腐败因素，这种监督无疑将促进法制进步。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醉驾入刑：正是公众对醉驾问题的普遍关注，才大大加速了醉驾入刑的步伐，而公众对醉驾入刑实施的监督——例如对高晓松醉驾的关心，也有利促进了这一法律的严格执行。

这种由个例而引发的普遍关注，引起了公众对某些法律问题的普遍思考和关切，这也是值得高兴的。在此舆论背景下，法律界专业人士推动认识变革、制度变革也将容易得多。例如最近发起的关于李昌奎、夏俊峰案的讨论会上，就出现了很多卓见。

再谈“舆论杀人”：民众不理性的情况是有，但不应苛责

从药家鑫案到李昌奎案、再到现在的赛锐案，通过互联网，民众对死刑案件的“围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而由于围观民众人数太多，难免会有不少人发出一些比较偏激的声音，极个别人甚至会造谣，但这绝不是把民众称为“民众大狂欢”、“群体无意识”的理由。民众在围观事件中的“监督作用”是在第一位的，比如李昌奎二审改判一事，那个“积极赔偿”的依据是什么？在舆论的关注和追问之下，很多单靠专业人士容易忽略掉的内容才会现形。

而至于被广泛担忧的“舆论杀人”、“舆论影响司法”，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恐怕还不会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主因。而且，司法要独立，法官要独立，这本来就是一种职业要求。如果说哪位法官因民众舆论而改变了判断，那么负主要责任的，肯定是这位法官。

另外，自由的言论是有活力、有很强的自我纠错功能的。如今中国的舆论做不到这点，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也会在慢慢进步，真理只会越辨越明。为什么美国能成为最具权威的司法体系，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法案）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和强调民众参与的陪审制。这使得民众对司法的监督充满活力，这也是中国人应该学习的榜样。…[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