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自古是道难题

庭审现场，公诉人宣读了死者吴敏生前写的陈述书。吴敏在陈述书中表示，病情进入晚期后，“实在是痛苦得不得了，才想找个人开车把自己撞死。”吴敏此前有过自杀，是在2017年5月份，“在家喝了农药，后来救好了。”吴敏和徐红伟是朋友，两人相识10多年。吴敏觉得他心肠好、老实，就想让他帮这个忙。

一开始徐红伟并没有答应，他在庭审现场称，之后吴敏“一天打一个电话”，求他帮忙，其丈夫王斌也表示，绝对不会追究他任何责任。2017年6月15日，吴敏再次给他打电话时，他才答应。

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晚9时许，徐红伟驾车到达事发路段时，吴敏行动缓慢地走在路上。徐红伟开车撞了上去，随后下车打了个电话，接着回到了车上，将车辆向后倒退约20米，再次从吴敏的身体上碾轧过去。

两名被告人在庭审现场。公诉人指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两人刑事责任，但可从轻处罚。图/句容市人民法院

经句容市公安局法医鉴定，吴敏系宫颈癌术后转移至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车辆撞击所致损伤对其死亡进程稍有影响；其被车辆撞击所致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新京报《江苏一女子患癌求朋友开车撞死自己》2018.04.07）

案件过程惊心动魄，新闻当事人命运让人感慨。这起惨烈的以车祸伪装的帮助自杀案件，让人想起国内安乐死第一案。

1986年，陕西汉中市医生蒲连升应家属跪求，给一名叫夏素文的“肝硬变腹水”患者给出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处方，处方上注明“家属要求安乐死”。事后，医生蒲连升和患者儿子王明成均被逮捕。这就是中国安乐死第一案。

医生蒲连升

1991年4月6日，汉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蒲连升在王明成的再三要求下，同其他医生先后向重危病人夏素文注射促进死亡的药物，对夏的死亡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行为已属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故意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2003年，为母亲求得安乐死的儿子王明成罹患胃癌，他要求安乐死未果，在病痛折磨中去世。

2001年，蒲连升主动接受央视采访说，“现在别说他们跪下，就是拿10万，100万，我也不可能给他做的。我要奉劝和我一样的大夫，在国家没有立法以前，最好不要干这种事情，免得重蹈覆辙。”

法律意义上的“安乐死”，是指病人为了结束病痛折磨，在医生协助下用致命剂量的药物实施的无痛苦致死术，因为是积极致死行为，所以医生的行为符合刑法上关于故意杀人的定义。

其实求死和帮助自杀现象有着古老的历史。

电影《楢山节考》剧照

今村昌平的电影名作《楢山节考》来源是日本民间传说改编的小说，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日本信州深山的一个小村子里，由于贫困，依据数百年来沿袭下的传统，活到70岁的老人要被长子背到楢山上丢弃，被叫作参拜楢山神。片中刻画了老太婆面对大限的坦然，甚至是“积极”。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延续子孙的生路。

帮助老人“自杀”的弃老现象在世界各大洲的民间传说中广泛存在。在国内，有学者认为湖北的“寄死窑”、山东的“模子坟”，还有山西的“生藏”，就是弃老习俗的遗迹。湖北一些石窟的门栓在外，是判断的证据之一。

“寄死窑”是一种坦然死亡、自我死亡的场所，所以，人们又叫它为“自死窑”、“待死窑”

当食物短缺成为日常，为了生存下去，残忍的弃老现象就会在一些生存环境极度艰苦险恶的区域和族群中产生。

而相对应的，在各地传说故事中，又不约而同存在一类民间故事，那就是隐藏老人智救王国的故事，这类故事叙述的都是人们由弃老转变为敬老过程，转变都是源于外因的冲击。（《难以相信中国发现大量弃老遗迹》《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9期黄绍坚）

从繁衍的角度看，这一现象体现了人性中自我牺牲的悲壮，但也难以否认，弃老贱老也是人自私的体现。江苏句容的案件中，同样能让人品味到这些复杂的滋味。

今天现代人求安乐死的原因，集中在终结疼痛，保持尊严。现实中有法律障碍，有人在电影里实现了夙愿，它体现了创作者自己的人生观。

《非诚勿扰2》剧照

电影《非诚勿扰2》中，成功的商人李香山意外得了绝症，在亲身出席了朋友秦奋为自己操办的精彩葬礼，并处理好一切后事后，选择了投水自尽。但葛优饰演秦奋一角将李香山带到海南乘船出海，并转身回避的举动，其实已经涉嫌帮助自杀，构成间接故意杀人。

安乐死可能让医患双方都上瘾

目前已立法容许安乐死的地方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等地。

众所周知，荷兰是最早开了安乐死立法先河的国家。现在情况怎样呢？

2002年，荷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一年后，1815人在该国寻求安乐死；到2013年，数字升至4829，达到全国死亡人数的3%。2017年荷兰合法死于安乐死的数字是6585人，增幅超过8％。

看起来帮助自杀这件事上，医患双方都会成瘾。

更具争议的是，媒体报道，2013年，荷兰共有42人因“严重精神问题”安乐死，而2012年和2011年分别只有14人和13人。

2016年，荷兰一名20多岁的年轻姑娘，因为走不出童年遭受性虐待的可怕阴影，饱受身体和精神疾病困扰，最终她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残疾人权组织“遥远声音”成员尼基·肯沃德说：“精神疾病专家竟然会把安乐死作为一个性虐受害者的最终选项，这太恐怖了。”（《身心备受折磨荷兰性侵受害女孩接受安乐死》中国日报网站2015.05.13）

至少人们现在看到了两点现实问题，一是安乐死数量和占比在迅速提高，这意味着安乐死的审定过程变得容易。二是一些精神问题的安乐死案例出现和增加。据此批评者认为荷兰安乐死现象已经“失控”。

其实，说来说去安乐死都绕不开最基本的批评：安乐死的实质是帮助自杀，安乐死无法回避道德风险。所谓病人的真实意志并不容易判断。

人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权力制订和掌控安乐死程序，这些根本争议是安乐死无法普遍落地的根本原因。

被称为死亡医生的安乐死推动者杰克·科沃基恩在美国被判刑

在评价一名重病早产儿是否应该安乐死问题时，英国医学专家约翰·怀厄特指出：“人为死亡不在医学范畴。”他说：“大多数医生和健康专家们认为，一旦在临床实践中引入人为死亡，医学的本旨就被改变了。它将变成主观判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医学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工程学，缩短那些“没有价值的生命”。（《英国热议对重病婴儿实施安乐死》新华网2006.12.09）

好的镇痛药未必会让患者成瘾，更何况是用于临终关怀，更不该纠结这个问题

关于涉及病人尊严的镇痛问题，当前医患双方对用药的概念恐怕都需要更新。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曾说，“中国癌症患者不怕死但怕痛，这是因为给他们止痛的吗啡用量不够，这完全是医患对吗啡镇痛存在认识误区所造成的。”

据2015年2月《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目前中国每年的吗啡用量约为253千克，人均消耗量为0.203毫克，在123个向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送吗啡医疗消耗量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07位。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张俊说，“患者家属确实有误区，但是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吗啡给癌痛病人所带来的获益大于它的副作用，这不应该成为接受癌痛治疗的障碍。”“大量临床实践证实，癌症患者因长期使用吗啡止痛而成瘾者，极为罕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还没有中长性的止痛药物，癌症病人有的会打杜冷丁。杜冷丁的使用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导致烦躁、焦虑及癫痫发作，而杜冷丁的镇痛作用仅为吗啡的1/10-1/8。一针杜冷丁，只能缓解两个小时的疼痛，且当时控制极其严格，每个医生手上只有一点点。

世界卫生组织有镇痛用药三阶梯原则，即不同阶梯用不同的药。如果第一阶梯拿不下，就上第二阶梯，第二阶梯拿不下，就上第三阶梯。但现在提倡迅速控制疼痛。尤其针对没有希望治愈的癌痛患者，应该尽量想办法减少其痛苦。

除了疼痛，病人的另一大折磨是家庭经济负担。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论多难，安乐死都不应该成为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