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应对负面新闻，往往怒斥有黑手

公众人物，或者说名人，往往都免不了跟负面消息打交道，俗话说“人红是非多”嘛。这些负面消息，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造谣抹黑，但也有的是真实可考，因公众兴趣而被放大。对于负面新闻，一些需要继续提升名气的名人有可能还挺欢迎，趁机作“负口碑营销”，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名人都是不欢迎负面新闻的，甚至是深恶痛绝，于是一些应对负面的手段也比较过激。

腾讯娱乐《贵圈》栏目曾经就提到过，某位因一部喜剧而走红的女星，其爱惜羽毛的事例圈内人尽皆知：“不管多忙，一逮着空就刷微博，搜和自己相关的话题，或是玩命百度自己的名字。只要看到碍眼的新闻标题，都会叫她的宣传找媒体改稿、撤稿。看到差评，还会亲自和网友辩论，一点大牌明星的气度都没有。”

这种把负面视为洪水猛兽的态度，娱乐圈中并不鲜见。某明星在机场睡觉被网友吐槽，被媒体做成稿子，甚至连这种事情也要公关。有的明星则是在宣传过程中要求对负面“严防死守”，有位童星出身的女星，参加某综艺节目时，要求是新闻必须高大上，不能有绯闻，不能拍性感照片，不能走恶搞路线，不能有半分污点。

出了负面新闻，能及时灭火还好，要是跟媒体说不拢，闹掰了，闹大了，我们就总能听到如杨洋经纪人那般“怒斥幕后黑手”的声音。更有甚者，如郭德纲那样，跟北京电视台之间闹得水火不容，甚至连人家台长去世都要吟一首打油诗嘲讽，还送个“喜”字。

郭德纲是强力对抗负面报道的代表人物

不仅限于娱乐明星，其他领域公众人物，如官员、知名商人等等，也往往一提到负面新闻就认为是舆论抹黑。据新华网报道，近年云南旅游强制购物、辱骂乃至殴打游客等负面消息层出不穷，而今年初当地居然有旅游官员把批评声视作“苍蝇”，这种地方官员把负面新闻视作“抹黑地方形象”的新闻可真不少。再比如，当今电影口碑对票房越来越重要，一些导演、制片人眼看口碑不对的时候，就往往怒斥“一分刷屏是故意在抹黑中国电影”。企业家面对负面，则惯常是怒斥“抹黑中国制造”。

“凡是负面都有幕后黑手”是一种“前现代”思维

实际上，这种“凡是负面都有幕后黑手”的思维，是对媒体、公共舆论的一种“前现代认知”。而普通民众大多也是这种思维。

为什么？因为传统上，媒体就被认为是一种“宣传工具”。在人们眼里，宣传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有影响力的媒体，比如一些主流媒体，要是引领一波舆论风潮，是能够决定一个人会前途远大，还是会就此沉沦的。所以面对媒体上的报道，往往稍微有点碍眼就认为是负面，稍微批评两句就认为是攻击抹黑，把负面自我放大，然后视作天大的事。所以，公众人物往往特别重视维护与媒体舆论的关系，甚至动用各种关系、资源企图控制媒体舆论。

把媒体视为“宣传工具”的另一方面，就是期望媒体多做正面宣传。《贵圈》曾经就提到，某个过气女歌手，年过40了还要求每篇稿子都带上赞美她美若天仙的语句，还不能重样。夸得太直白不行，语言太贫乏不行，只写“皮肤吹弹可破”肯定会被打回去重写，加上“素颜似少女”这样的字眼才勉强及格。有篇把人雷得外焦里嫩的通稿是这么写的，“众多媒体和乐评人看好的华语超级小天后XXX，携带筹备十年的新专辑以雷霆万钧之势华丽降临”，“外形远超李嘉欣”、“唱歌胜王菲”、 “在签售会上，成百上千的歌迷等待着她，甚至有人跌倒，现场惊现血光。”

如果说这种情况还比较极端的话，那说起给影评人塞“车马费”，那大家应该都懂了，那些塞了钱的影评，自然只能是“宣传”。这种事情人们见得多了，也就理所当然把媒体视为“宣传工具”，而少把媒体视为“舆论公器”了。

应该说，这种思维是有一定道理的。早在八十多年前，民国著名女星阮玲玉就因为陷于名誉诬陷纠纷案件中而自杀，被鲁迅评价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者有关，也是真的。”名人对负面报道的恐惧，可见一斑。

民国女星阮玲玉因负面报道自杀

但是在如今，这种想法是该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思维”了。当今时代，传播领域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掌握“舆论生杀大权”的传统媒体在衰落，自媒体在磅礴兴起，而名人自己，也有了微博、微信公号等直接的发声通道。可以说，舆论市场处于一种充分竞争的态势，虽然各方也有公关、营销、水军等手段，但总的来说，媒体的“宣传工具”力量在减弱，舆论的产生和传播，更多是按舆论固有的规律在运行。公众人物自己有正面事迹，就会有正面报道，自己做不好引来抨击批评，自然也会有负面报道。明星的形象好坏，并不是一家媒体就能够操控、制造出来的。

这时候，还老是认为“凡是负面都有幕后黑手”就不明智了，如今人人每天都接受大量消息，各种事情总会反转来反转去，即使是有意抹黑，人们也不会轻易相信，而非要怒斥抹黑，吃瓜群众也不会轻易买账。

要求别报道名人负面，这其实是对抗人性

很多名人以及名人粉丝不满负面新闻的一个理由是，媒体为什么要报道这种负面的东西，“现在社会提倡正能量，曝那么多负面干嘛，这么八卦干嘛？”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在对抗人性。

2015年华南师范大学发表过一篇实验论文，这篇论文被美国《连线》（Wired）等权威刊物引用过。研究者邀请了17位参与者，分别聊聊自己、朋友还有明星的八卦，并同时对他们的进行脑部核磁共振扫描。结果显示，人们会对关于自己的好消息，和他人的负面消息更感兴趣。而且相比于朋友的负面新闻，人们明显聊到明星的负面八卦时更加兴奋。这些负面报道主要是某某明星撒谎了或是劈腿了这样的新闻。研究者还发现，当人们听到关于名人的负面新闻时，大脑右侧的尾状核（caudate nucleus）会有更强的反应，这个区域长久以来都被认为和“令人愉悦的信号”有关。当人们听到名人的负面新闻时，大脑的确产生了一定的愉悦感。

这种现象，其实可以用喜剧理论来解释。著名喜剧演员陈佩斯曾经剖析过，“喜剧的背后必然会有一个悲情内核”。他举例道，“1986年我拍《少爷的磨难》时，在河南乡村的土路上光着脚奔跑，满地的土坷垃，硌得我龇牙咧嘴，可围观看热闹的上万人却被我的窘迫形象逗得前仰后合，当时我心里特难受，但也正是从这个细节明白了笑就是用我的低姿态引发你的优越感。”通俗的解释就是，因为有人倒霉，所以人们看了会高兴，所以人们爱看喜剧。

陈佩斯的喜剧表演往往展示的是“有人倒霉”，人们看了才会发笑，这跟人们爱看名人负面道理类似

因此，名人负面完全可以理解成这么一种东西——吃瓜群众有看负面的需求，而名人可以从这种稍显狼狈的被围观中收获、维持人气、地位。所以，硬要抹去所有负面报道是不现实的，许多国外的新闻伦理研究都指出，一个事件凝聚了公共兴趣，那么某种程度上就有了新闻价值，甚至媒体报道的时候公众人物需要一定程度让渡隐私权。并且，在这个人人都爱段子的年代，这种对名人负面的围观、调侃，通常都没什么恶意，无伤大雅，非要认为是“恶意攻击”反而会激起一些反弹。

很多负面新闻不是啥大事，不用那么紧张

那么，面对负面报道，智慧的做法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已经给出很好的示范了。比如自黑，这方面杨幂是表率，连“脚臭”这种梗也玩的不亦乐乎，形象立马让人觉得亲切不少；再如马景涛，自己加入黑粉大合唱，“咆哮教主”的身份也变得可爱；再比如包贝尔老婆包文婧，因一些节目被吐槽成“弱智人设”，没有恼羞成怒，而是主动迎合，反而无伤大雅。

杨幂自黑反而形象好转

所以，一些看起来挺糟糕的负面报道，一旦调整心态去面对，可能就会发现不是那么糟糕。国外的小天王贾斯汀比伯，负面新闻多到说不完，但人家并没有视为洪水猛兽，一直认错态度很诚恳，根本影响不了他的红。大概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圈内表率范冰冰敢于提出“每天都要有新闻”的经典理论。

事实上这方面官员也有很好的表率，还记得几年前的“悬浮官员”照片吗？照以往的思路，当地官员出了这种负面肯定会视为舆论有意抹黑，但那次事件当事的“悬浮官员”非常诚恳承认是PS并道歉，并进行了幽默调侃，表示工作人员思路不对，以后要改正。结果舆论反响良好，并没有什么后续为难。

“官员悬浮照”舆论危机被广泛认为应对得不错

当然，公众人物想要不被负面报道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持身正，走得稳，拎得清，那谁黑得动呢？就算有不讲理的黑子，也很容易被对你有好感的“自来水”们淹没了。

所以，名人对很多负面新闻，其实不用感到太紧张。用《贵圈》的话来说，“娱乐这个圈，最重要的便是娱乐精神，不管明星还是娱记，都是娱乐精神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明星负责台上讲话，娱记负责妙笔生花，不是啥大事的，真没必要搞得剑拔弩张。”其他领域的名人，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