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等地已非首次被排“打老婆”排行前列，但多数排行并无数据依据支撑

“李阳家暴案”、浙江女子被割鼻案、内蒙古女记者遭家暴致死案……近些年来，我国各地恶性家庭暴力案件频发。我国首部反家暴法自去年3月实施以来，至今已逾1年。有媒体报道，有些家庭暴力仍隐秘且顽固地存在。家暴现象各个地方都有，但哪里最多发？这问题很吸睛。而山东、湖南等地，已是多次被类似问题“点名”。

这个很无厘头的各省“打老婆”排行榜一度引起关注

2012年，有征婚网站发布《中国十大打老婆地区排行榜》，其中TOP3依次为：山东(一有空就打)；东北(酒后打)；湖南(晚饭后打)。早前也有报道称，1995年，全国妇联共收到要求保护妇女权益的信件12.89万件，涉及家暴方面的占三成左右，尤以山东、湖南、吉林等地为甚。

山东等地果真就是家暴最高发地区？有些其他名目的排行榜，俨然与其可堪印证：如2014年7月新华网曾刊发报道《全国网友评怕老婆城市TOP排行榜》，称在过年回家谁做主的问题上，老公做主的省份排名前五位分别是：山东（23%），河北（11%），江苏（7%），河南（6%），北京（4%）。最终得出结论，山东老公在家最有地位，说话最有力度。

有些新闻也会加固人们的认知：像泰安“闹伴娘”事件，像演员郭晓冬妻子今年初发长文感慨“在临沂过年，女人吃饭不上桌”。早前民俗学博士卫才华也曾表示，“女人吃饭不上桌”这一习俗，一度出现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与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有关。

但得看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基于实证的数据或资料证明，山东等地家暴发生率真的就比其他地方更高。很多排行榜并无诉诸论证，或能找到相反的说法。

像《中国十大打老婆地区排行榜》，没有摆出半点依据、进行任何论证，所以榜单甫一曝光，就引来巨大争议，遭到“无凭无据胡乱编”的质疑。而“山东老公在家最有地位”的说法，在齐鲁网2015年3月报道的《全国女人怕老公排行榜：河南女人夺冠 山东位居17位》中仿佛也难成立，按后者数据，山东女人“怕老公”比例只有6.3%，跟居首的河南19.1%没法比。本质上，这些排行榜都不是基于科学的指标和指数得出，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调查统计和排名标准都没有。

至于全国妇联收到信件的来源情况，也很难指向各地方现在的家暴发生频率几率等，毕竟已过了20余年，而且很多遭到家暴者碍于“家丑不外扬”等观念，并不会对外求助。

而“女人吃饭不上桌”等男权社会的陋习，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存在，它跟家暴的关联度有待论证。对人们而言，对这些陋习的反思，不该因地域而异；那些陋习积重之地的有关部门，在移风易俗上本该尽到引导责任。不过，依卫才华的说法，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近年来这类习俗其实正在趋于淡化。

从离婚案件总结出的家暴案地域排行，跟家暴严重程度也未必正相关，它不应成“地图炮”由头

基于离婚案件总结出来的各省家暴数量

这次律师列出的家暴案地域排行榜，由于有案件数据支持，看起来靠谱很多，引发热议。

看上去像是又佐证了“山东人爱打老婆”的结论，但这个榜单其实依然不能说明各地家暴严重程度。

首先，这只是被法院受理的因家暴而引发的离婚诉讼案件数，它跟实际发生的家暴人次、数量未必呈正比。

现实中，很多遭家暴者并不会寻求公力救济、法律维权。全国妇联的统计就显示，我国有24.7%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多数受害人为妇女、儿童等；但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

而报警后案子未必就会到法院，就算到了法院，因取证难题导致的认定难也很常见，去年11月，北京市三中院召开家事案件中家庭暴力的认定与处理情况新闻通报会就介绍，在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213件案件中，经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仅为22件，认定率才10.3%。而这次被统计的94571份离婚判决书中，认定率更是只有3.96%。即使按纠纷数量来看，依据上表，最多的省还不过万，但一个省往往多达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口，意味着几千个家庭才统计出一个家暴案，这显然是严重低估了真实情况。

另外，山东、河南等都是人口大省，2014年至2016年，山东都是仅次于广东的人口大省，河南人口总数则居第三。以第六次普查人口计算，山东的家暴案件人口比排第9，河南则排第11，家暴案总数在21位的宁夏反而成为了榜首。

而且，某地家暴案件相对较多，可能是家暴现象多，也可能是因当地受害者维权意识较强，或是处理家暴的司法系统较完善。也许有的地方家暴现象更多，可却因观念保守受害者不敢声张、自认倒霉，导致案件数跟它严重不匹配。因而，在没有细化、确凿的数据前，不宜结论先行。

考虑到这些，显然不应该根据家暴案地域排行榜和想当然的解读，妄下断言，乱开“地图炮”。

比起家暴案地域排行，遭家暴人口比例等是分析家暴现象严重与否更直接的指标

关注家暴大数据，了解家暴作为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对于防控家庭暴力很有必要。但家暴案地域排行，并非透视家暴问题轻重的镜子，更直接的指标应该是遭家暴人口比例、沉默者占比、施暴者与受害者年龄学历结构、受害群体中获得人身保护令者比例等。

目前对家暴的社会学特征研究中，常涉及的调查背景就包括施暴者受虐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收入，还有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心身症状和对家庭暴力的态度等，这也是为了分析家暴的生成路径与分布情况，以便对症施策。

而在大数据广泛应用的当下，立体地呈现这些情况，远比只列出一个家暴案地域排行更具说服力。家暴案地域排行，以省为单位未尝不可，对各地防控也是提醒与敦促。但家暴哪都有，不具备地域独有性，它不应该被导向对某个地方的全称命题式否定，变成忽略内部差异的以偏概全。

这就需要多维度的家暴相关信息呈现，包括遭家暴人口比例，包括对城乡、年龄、学历、收入等背景因素跟家暴的关联呈现，而不是在突出“××省”、按省份排行中带歪了楼，把家暴问题发生背景的剖析，变成对地域的臧否。

有关部门有义务公开反家暴投诉数据库等，让公众看清家暴在何种情况下多发易发

家暴案地域排行榜广受关注，背后是人们对家暴地域分布情况等信息的不了解。当下，各个地方、区域家暴情况是否严重，采取了哪些防控措施，沉默受害者占比多少等信息，对公众来说，是家暴防控工作的窥探窗口和监督参照系，也有利于其增强自我保护和参与“共治”。相关部门和某些社会组织不妨积极公开反家暴投诉数据库等，加强反家暴信息与数据的共享，也方便精准施治。

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发布的家暴地图，这种地图更具有实用性

在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就在《家庭暴力防治法》上路20年之际，整理了历年家暴案件，绘制了“家暴地图”，它跟人口数、经济条件、土地使用分区等情况结合，只要有通报个案进入电脑，系统就会跑出分数，只要超过标准，社工等就需加强处理。此举是为了“化被动处理为主动预测，降低家暴的发生机会”。

“化被动处理为主动预测”，也需要利用好反家暴投诉数据库，吸纳公众监督参与，让公众看清家暴在何种情况下多发易发，增强防范，并将数据化监测跟预警预防结合，强化对那些隐秘的“家丑化”的家暴的救济干预。

眼下很多地方的妇联、司法系统等都有家暴相关数据，像天津市妇联2015年就曾披露，有11.45%的女性遭遇过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其中超过18%的女性遭遇家暴时选择默默忍受。包括这在内的反家暴相关数据，就该对社会公开，它也是比家暴案地域排行有用得多的“干货数据”。这些数据主动公开了，公众也能把关注重点从“××省爱打老婆”转移到怎么有针对性地防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