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受限制，但方言一直有生存空间

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在1982年宪法中，即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不过，大力推广普通话，以及一些关于方言电视节目的限制性规定，让不少人觉得，方言受到了刻意打压。

这类宣传普通话的标语，常常引起母语为方言者的反感

实际上，为了方便沟通，便利施政和经济交流，我国历代政府都有一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的举措。到了近代，共同语更是被赋予了构建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的重任，当时欧洲新建立的民族国家都曾强力推行标准化的民族语言。直到1925年，当时的法国教育部长还宣称，“为了法国的统一，布列塔尼语言（法国边远地区的语言）必须消失”。

我国虽对方言使用的场合有所限制，但从未打算消灭方言。对电视节目有所限制，是因为电视节目是很多人学习标准普通话的唯一手段。即便如此，因为收视率高，很多地方电视电台也都保留了自己的方言类节目。很多人也能熟练使用“双语”，在正式场合用普通话，和老乡用方言交流。

近年来，我国还加强了对方言的保护。在2013年1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中，明确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加强语言资源数字化建设，推动语言资源共享，充分挖掘、合理利用语言资源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早在2008年，各地就已开始建立方言和民族语言的数据库。

汪涵发起的“響應”（乡音）方言保护计划，计划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对湖南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声像方式保存方言资料，并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这一做法完全符合官方的倡导。

方言式微，不能全怪推广普通话

对不少方言爱好者来说，方言存放在数据库里，并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觉得，方言必须用起来，现在的方言已不再纯正，使用者渐少，“推广普通话”要为此负全责。

不可否认，一些方言确实在向普通话靠拢，特点也有所淡化。不过，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钱曾怡看来，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方言一直在不断演变，如方言文白异读有很长的历史，并不是推广普通话以后才有的现象。方言的发展，肯定要受到共同语、其他方言乃至外语的影响，这对完善方言的交际功能有百利而无一害。

方言使用者渐少，也很正常。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大量迁移，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聚集在一起，使用普通话是降低沟通成本，提高协作效率的最有效手段。即使没有政府的推广，人们也会主动学习、使用普通话。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开始大规模迁移，方言逐渐式微

因此，通常越是大城市，当地方言消亡得越快。2010年，北京联合大学的学者房艳红曾对北京方言的使用状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54.5%的北京人认为北京话的北京味儿越来越淡了；49%的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更向往普通话；85%的新移民希望自己的孩子说普通话。她悲哀地发现，“一线（二线）城市的方言已经基本沦陷，比如青岛、杭州、福州等地的方言。吴语保存下来的希望在上海，原因在于上海文化的排外性。”

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世界的方言（弱势语言）都在迅速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全世界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96%的语言目前只被4%的人使用，有近3000多种语言属于濒危语言，有专家估计，到本世纪末，世界上50%到90%的语言将会消亡——濒危语言消亡的速度比濒危动物消亡的速度还要快。

即使一些方言消失，也没那么可惜

方言（弱势语言）的大量消失，让很多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方言是地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保护方言，真的如此重要吗？恐怕不一定。一些国外学者指出，试图保护所有的语言是非理性的，很多方言没有书面语，实用性太差，这些语言待在博物馆很合适。语言只是人类的工具，如果一种语言没有竞争力，迟早会消亡。文化有很多载体，如饮食、风俗、艺术等，认为“语言的消亡意味着文化的消亡”，颠倒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美国语言学家正在为非洲的濒危语言录音

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甚至认为，语言太过多样有一种“内在之恶”。巴别塔是西方的一个古老传说，讲的是在末世洪水之后，一群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决定建造一座通天塔，天神认为“如果他们能做成这件事，就没有什么事不能成功”。于是，天神打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各地。

麦克沃特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使保护方言真有支持者所说的种种好处，但过多的语言必然阻碍人们的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和用一种通用语带来的巨大便利相比，哪个更有价值？这个问题，恐怕没人敢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

很多民族都有关于巴别塔的传说

回到现实，人类有自我保护和排他的天性，而语言则是识别异己的最清晰的标记，以此构建起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歧视，极难改变。上文已经提到，欧洲的民族国家都曾强力推行标准化民族语言，以此构建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从这个角度看，在一国之内，一些方言消失，并不全是坏事。

保护方言是个人自由，但请不要呼吁公权过度介入

对方言的眷恋，并非国人独有。随着民族国家的稳定，使用母语的权利应受到保护，渐成国际共识。像汪涵这样，自掏腰包，满足对“乡音”的文化和心理需求，客观上还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值得赞扬。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建立方言资料库太过消极，呼吁政府出台更多的支持政策，甚至希望能在学校开设方言课，进行“双语教学”，复兴方言——这就有些没有必要了。

首先，即使政府出台政策支持，也很难改变方言的颓势。英国复兴威尔士语的政策，为很多方言爱好者津津乐道。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地就专门开设威尔士语频道，以帮助人们学习威尔士语，在2000年，威尔士语还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1993年，威尔士还曾专门颁布了《威尔士语言法例》，法令表面上规定威尔士语和英语享有同等地位，但更偏向威尔士语。

如法例规定，所有的政府都应制定学习威尔士语的计划，一旦有人提出，要用威尔士语为其服务，所有的公共机构都应能满足这类要求。此外，一些地方还规定在分配住房及提供政府工作时，能说威尔士语的人士会被优先考虑。

在威尔士，双语标识牌随处可见

可惜，这些重磅措施也没让威尔士语复兴。2013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上世纪60年代，16-24岁的人群中，2/3的人认为自己能说流利的威尔士语，现在只有一半人；只有1/3的人和朋友用威尔士语交流；2001年，在卡马森郡的五个选区中，70％以上的人说威尔士语，现在则没人说威尔士语。

政策条件这么好，为何威尔士语还有消亡的危险？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威尔士人都会说英语，由于近年经济不好，很多人到英国其他地区打工，自然不怎么说威尔士语；很多人的威尔士语并不熟练，为了避免尴尬，日常生活中他们情愿说英语，越不说越不会说；更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普及，英语走遍天下，威尔士语寸步难行。

要知道，这些举措不是动动嘴就能办，是政府要花真金白银的，而且家越大越难当，欧盟曾通过另一项保护语言多样性项目，2009年该项目收到了270万欧元，就是为了确定欧盟内最濒危的语言。

其次，在中国，学会了普通话，工作生活都很便利。在学校强推方言，除了钱很可能打水漂，也有侵权之嫌。新移民可能不会在这个城市常住，觉得孩子没必要学方言，不上课，孩子又能去哪儿，而且不学方言，孩子也太容易被孤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