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教育痛点，直播说不定能很好地解决

这几年，从社会观感来看，校园暴力呈现多发态势，媒体报道校园暴力事件的频率有所增加。从媒体操作来看，由于涉及校园，相关报道一般都非常谨慎，进入公共视线的校园暴力，大多都有流出打人视频，网络平台播出视频以后，公共媒体才会慢慢介入后续报道。

对于此类事件，家长和网友关注度都很高，谁都不想看到自家孩子吃亏，或多或少都会自我代入，同情被凌辱者，声讨施暴者。从常识推测，这类事件如果没有视频，只会不了了之。也就是说，除了少数被报道出来的校园暴力事件，还有更多校园暴力不仅逍遥法外，而且公众渺然不知，受害者维权乏力，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某平台的课堂直播

此前，很多校园暴力事件引发争议，在于难还原现场，无法获得事实的真相。隐私权的事情待会再说，无论是霸凌事件还是责骂家长，假如事发现场都有监控视频可以查看，那么谁是谁非不是就很清楚了吗？

就目前来说，考察多个校园暴力事件可以发现，所流出的视频多系施暴者自行拍摄，而后流出。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设立摄像头的紧迫性。摄像头是一种保护，可为受害者提供维权证据，摄像头也是一种监督，让施暴者有所顾忌。

也许有人会说，监控不等于直播。的确如此。但相比起实时把资料传播出去的直播，监控是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坏掉”的，对于校园暴力的施害者而言，哪个威慑力更大不言而喻。

直播也有助于改善教育。山东济南舜文中学部分班级开通了直播，舜文中学六年级一名老师说，摄像头安装了一个月之后，学生在纪律方面的表现“好很多了”。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所谓“优等生”与“差等生”之间的区别，最根本的实际上是自律性之间的差别。“优等生”自律性更好，学习更专注，“差等生”则调皮捣蛋，心思不在课本上。而学校老师往往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直播摄像头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学生养成自律性，因为学生会想到，自己的课堂表现有可能会被家长看到，事实上大多数家长肯定也很关心。单从这点来说，直播进课堂的意义就很大。

直播有利于改进孩子的自律性，摒弃不好的课堂习惯，像课堂打游戏这种，或许以后就不敢了

另外，很多家长都担心教学不公的问题。比如担心一些老师偏爱某些学生，安排好的位置，只提问这些人，而不喜欢的学生则不管不顾。对于这种情况以往家长基本是无能为力的，但直播同样也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说，只要使用得当，直播不要扩大化，对学生、家长和老师、教育管理部门等多方来说，都是多赢格局。

因场景施策，审慎规避直播的负面效应

摄像头是一个好工具，但它的使用也不是无条件的。比如，学校有责任设立适量的摄像头并保存一段时间的画面数据，但是否能够公开、在什么范围内公开，是否可以直播、在什么人群直播，这都是应该审慎界定的。

换句话说，既要防止校园行为成为证据盲点，还要防止直播行为的滥用。

相关直播平台回应称，平台上所有教室画面是由学校、老师自费购买后，自行安装，并在用户操作下分享出来的。该平台开发了“幼儿园”模式，学校、老师分享时可以选择该模式，以“一人一分享码”的方式分享给孩子家长。

该负责人称，如果老师在分享画面时没有选择正确模式，那么家长以外的普通用户也可以看到课堂直播。已经了解到部分家长和学生的“不满”，下一步将呼吁老师分享直播时使用正确模式，即仅给特定人群观看，尽最大能力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如此看来，一方面，直播平台方并不是没有虑及隐私保护的必要，另一方面，也给了家长过大的分享权限，使得直播有扩大化的倾向。这种倾向需要纠正。

从产品控制上讲，一个互联网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到用户的使用场景，如果技术上不能做到“一人一码”，私密观看，那么这属于技术漏洞。如果明知有这种技术漏洞而不去填补，那么人们有理由推测，平台方是否存在直播扩大化的私心，为了拉拢人气，有意无视这个漏洞。

实际上，类似的给特定窄众使用的互联网产品还有很多，在那些平台上，隐私依然暴露在平台甚至也被公开展示，但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隐私还没有溢出效应，还在可控的范围内。前述校园直播这次在压力下被迫下线，就是因为原定的窄众直播出现了扩大化趋势。

有律师表示，在处置包括个人隐私在内的相关人格权利时，即便家长也“不必然”有权代替孩子做出决定。如果没有征得同意或者获得授权，这些学校的直播行为轻则涉嫌民事侵权，重则涉嫌行政违法。

律师固然说得很对，但话又说回来，现实中对这些权利的保障本来就很微弱，何况在校园场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生命安全需求的紧迫性和严峻性都得不到缓解，对隐私权进行顶格保护又有什么意义？如果监控可以提高安全度，多数人宁可活在监控之下，成年人的世界已然如此。

还要看到，校园场景有很大的特殊性。校园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它的隐私度比私人住宅要淡薄得多。一方面，校园与私人住宅和公共道路的隐私指数不一样，另一方面，校园内部的不同区域，隐私指数也不一样，比如广场最公共，教室次之，公共宿舍隐私度稍高，厕所隐私度更高。再比如幼儿园大通铺的公共性就较高，优先级应该先于隐私；而中学生的私人宿舍隐私度相对就更高，优先级应该先于公共。

这种幼儿园大通铺，其隐私指数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高，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安全

也就是说，关于隐私度和公共度的评估，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做更细化的区别对待，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之前，指标化管理是可以尝试的——无论如何，它比粗暴地直播或粗暴地关掉直播要好得多。唯有基于细化的指标评估，才能有的放矢，因场景施策，探讨和制订出更规范的使用办法，从而细腻地规避直播的负面效应，使直播这个好工具，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别玻璃心了，现实中摄像头还少吗

关于直播，现在很多人仍有一颗玻璃心，觉得会导致人们行为的表演化等等。这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直播确实可能产生这些影响。但也要看到，并不是关掉校园直播，世界上就没有别的直播。很多直播你是关不掉的，比如电视台的直播和现在网络上的各种自主发布的直播。

直播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视频直播很直观，文字直播一样也很普遍。朋友圈晒美食，不就是一场图片化、美图化的餐前直播么？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得好，人发明了工具，反被工具所驯化。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发现，互联网上的一切，已经导致人类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也有弊，但无论如何，它是一种事实的存在，人类应该正视这种变化，而不是避而不谈，或者一逃了之，逃是逃不掉的。

摄像头是一种工具，工具没有倾向，技术并不可耻，邪恶的不是工具，而是不当使用工具的人。从更广大的社会角度看，摄像头依然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善器，少数为恶的时候，是因为坏人在使用摄像头。

所以面对现代社会时时处处都能碰到的摄像头，请少一点玻璃心。公允地讲，能直播总比遇纠纷的时候被告知没有视频或“摄像头坏了”要好得多。在你的家门口之外，摄像头对你更多的是保护而不是侵犯。扪心自问，10年或更久以前我们看到监控视频的时候想到的是我们被“窥探”了，现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镜头，人们更多的是在“分享”。现代人都得了“分享”病这样的“不治之症”。

路人的随手拍不见得侵犯了你的隐私权，在大数据运用场景中，那张照片说不定某一天能帮到你。行车记录仪是司机们主动要加装的，道路和商店的摄像头如今已经成为公安机关寻找破案线索的重要途径。在不涉密案件的执法过程中，一些基层执法部门为了普法，也做过不少查酒驾直播或查远光灯直播，考察网络舆论，这些直播在网络上得到的赞誉远远高于批评。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执法者都过河了，有的人民还在摸石头。

隐私不是铁板一块，在新技术条件下隐私也在进化

随着人类与互联网的相互的深度卷入，隐私悄然发生了进化，早就不再是铁板一块。公与私的界逐步变得模糊。隐私已经被屏社交部分地瓦解。一方面，个人信息的保护做不到位，隐私被大规模贩卖的情况很普遍，有时花费几百元就能查到一个人的开房记录甚至一些重要的消费记录，另一方面，很多位置信息、面部信息和消费信息都是我们自己晒到网上去的，如果没有人跟你点赞互动——对你进行“窥探”，你可能还会备感寂寞。

隐私的外延与内涵，已经被事实重新定义。而且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对同一个事实是否属于隐私，也已经出现了偏差。换句话讲，有的事情如果你不计较，认为那不是隐私，也就不了了之。如果你非要计较认为就是隐私，那么官司也是可以打的。

对于隐私的概念，人们有必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隐私的界定，更多的不再是基于刚性的法律定义，而是慢慢地下沉到生活的本然，把定义权重新交还给当事人。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唯有这样的弹性，才能促进社会的创新和观念的进步。举例说，对于自诉性质的权利，如果平台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意见，外人非要说教室直播侵犯了学生隐私，进而导致直播下线，那么这其实阻碍了创新。

因此，对于直播进课堂，外人不必着急喊打喊杀，不妨先听听当事人怎么说。隐私和道德一样会不断地发生进化，它们的尺度首先系于人心的安适，而不是法律的红线。这一点，是需要整个社会倾听、磨合，才能取得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