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邻问题”早已有之，现代城市社区的居民更是常常受到困扰

“恶邻”，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问题。三字经里说“昔孟母，择邻处”，虽然传说里并不是邻居有多坏，而是少年孟子容易受到邻居的影响，但也足以说明邻里之间存在龃龉自古以来就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鲁迅曾在日记里多次记载过受邻居困扰，如“数日前患咳……神经衰弱……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夜邻室有闽客大哗。”“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这个福建口音的邻客被称为“嗥如野犬”，可见鲁迅精神上受到多大困扰。现代人若是长期被邻居噪声困扰，想来也是差不多的心情。

相比起古代，“恶邻问题”在现代变得更严重了。理由很简单，人们的居住密度提高了，一个占地几百米X几百米的现代城市小区，能居住上万人。而且居民往往来自天南海北，习性不同，邻里之间出现龃龉就更加常见。拿北京来说，很多小区就是既有本地“土著”，也有外来的“新北京人”，“土著”过红白喜事的时候往往要大清早放炮，一炮震醒成千上万还在休息的人。这种事情并不少见，被骚扰的人攻击放炮者素质低不文明，放炮者却说这是习俗，受不了就别来这里住。总而言之，在这个城镇化依然如火如荼的年代，“恶邻问题”进一步凸显。

大抵来说，人们最容易受到“恶邻”困扰的是噪音问题。典型的是装修打孔、砸墙，虽说人们都能理解这方面的需要，但总有人在不恰当的时候施工。至于弹钢琴、打麻将、广场舞、楼上穿皮鞋走来走去引发的噪声，更是司空见惯。其余的问题还包括，养宠物影响他人、车库里乱停车、漏水不管、霸占公共空间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在各个小区都有可能出现。

在居委会功能退化的现在，解决问题往往要靠自救，但成效也很难说

通常而言，解决邻居的低素质行为问题，最合适的渠道是找居委会，居委会顾名思义就是干这个的。不过，由于历史和发展的原因，居委会的功能在退化，往往已经无法实行其调解的职能。现在一般是找物业，但很多情况下也是爱搭不理，或者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比如有个深受楼上上夜班邻居困扰的网友就表示，“（邻居）晚上11点多钟回家，回家后高跟鞋、跑动声、拖拉家具声音、说话声、重物掉地上。各种声音一直持续到早上6、7点钟，找物业、房东、租客、110、社区、社区民警，该找的都找了，每次都答应得很干脆，就是没改善。”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只能寻求自救。网上搜索“如何对付恶邻”，能看到一大堆类似的提问，以及网友们分享的各种经验。这些自救的办法，大多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楼上噪音问题来说，就有网友苦心孤诣地研发“反噪音工具”，有“轻型”的——拿旧袜子包裹锤子往天花板上敲；有“重型”的，还要安装钢板。目前已经有淘宝店家售卖更加方便使用的“震楼神器”，把“震楼器”安装在天花板上，一启动，就能让楼上感受到相同的噪音滋味。

传说中的“震楼神器”

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当然引起了争议，一些律师甚至认为涉嫌违法。但从效果来说，很多实践过的人都说棒。理由就在于让这些“低素质”的邻居了解到给别人造成了怎样的痛苦，他们自然会醒悟过来有所收敛，当然也可能是不得不收敛。自然，这样的做法也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这就取决于每个人如何看待邻里关系，想要怎样的邻里关系。总的说来，还是提倡“先礼后兵”，在实在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可以尝试的自救办法。

但问题在于，靠自救往往也是有心无力。比如装修打孔，很多时候你受到了严重的噪音骚扰，但你甚至都无法定位哪一户在打孔，还谈什么自救？人们还是期望能从根子上解决“恶邻问题”的办法。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以尝试往三个方向想办法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不佳，很大程度上是“陌生人社会”造成的。急速现代化、城镇化瓦解了原先的熟人社会，人们被打散成一个个原子，只留下家庭这么一个比较强力的单元，人与人之间往往都没什么瓜葛。在这种“陌生人社会”，大多数人都优先讲究利己，邻居会不会受到困扰，的确是放在很后面考虑的。若想要减少邻居之间的“低素质行为”，就要从这方面进行着手。大致来说，有三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重建调解机构。居委会功能退化，有多方面的原因，直观的一点是，居委会大妈可能不太适合解决年轻业主之间的问题。而物业、警察等等进行调解也各有各的问题。但这不意味这个问题就一定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个“调解人”对于“陌生人社会”来说可以算是异常重要。这方面可以参考新加坡，新加坡的调解机构叫做“社区调解中心”，隶属于律政部属下的社区调解组。这中心提供调解服务以帮助解决社会纠纷、人际纠纷、邻里或家庭纠纷。其办法是召开调解会议，这些会议由社区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主持。这些调解员由各行各业的、不同年龄、种族和职业的、受社会尊敬的志愿者组成。其调解的方针是“架构和解的桥梁”，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会尽量注意“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冲突后仍能保持关系”，这就比让人们自行解决往往会出现的“大打出手”、“撕破脸皮”、“老死不相往来”要好得多。这也正是调解员存在的意义。在这方面，我国的制度建设还比较空白。

美国的“皮毛法”，能让人们按规则投诉低素质邻居

第二个方向，是仿效美国人设立“皮毛法”。在美国，给他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带来“伤害、损害和骚扰”的邻里纠纷，被称之为“nuisance”。美国人认为这些小麻烦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律管辖，此类法律为“皮毛法”(nuisance law)，比如“邻里噪音整治法”、“家庭宠物限养法”等等。用“皮毛法”来解决问题这个思路，类似于经济学中，解决“公地悲剧”用到的明确产权。事实上很多邻里之间的低素质行为就类似于“公地悲剧”，一个事情没有人来管，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该谁来管，所以就乱了套。当人们通过“皮毛法”了解到噪音的界限是怎样，哪些行为明确损害了我的利益，人们在解决纠纷的时候就有规则可依，找警察时，警察也更能够按章办事而不是“和稀泥”。

第三个方向，是在“陌生人社会”的基础上，重建“熟人社会”。事实上，这本来就是一个历史进程，很多发达国家都是“陌生人社会”，但很多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就算是刚认识，也能很快建立起熟悉、信任的关系。毕竟，人生活在社会里，与周围人相熟肯定不是坏事。熟悉之后，解决邻里纠纷肯定也会更加容易。不少人都提到过，在日本，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新搬到一个社区，往往会有个老太太主动跟他沟通，告诉他垃圾应该怎么分类，什么东西放哪个垃圾箱里。在中国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多管闲事，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在让新来的人融入社区，了解社会运行的规则，当规则意识、尊重邻里的意识从开始就树立、就深入骨髓之后，还会有那么多“低素质行为”出现吗？中国人要重建“熟人社会”，目前其实有个很好的背景，即微信等新兴社交软件的兴起。比如一个新小区，大家差不多同时搬进来，那就很有可能会通过聊天群来让邻居之间更加熟悉，有什么问题也更好解决——甚至，在对付不晓得哪里来的噪声时，人们也会更有办法，毕竟总有人能够提供更加确凿的线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