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童工处在被奴役的状态，解救理所应当

不少人在谈论是否该解救常熟童工的时候，都会举大凉山童工的例子。2014年，深圳一批来自大凉山的童工被发现，结果有的孩子出人意料地抗拒“解救”，因为“在这有米饭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

孩子们被送回家后，还想外出打工，被当地警方阻拦后，少年们十分沮丧，接孩子的家长也不满：“出去打工至少能吃饱饭，为什么不让出去？”

曝光滥用童工没有错，而且此次梨视频曝光的常熟童工，和那些外出打工才能吃饱饭的孩子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不少孩子都有手机和银行卡，甚至有的孩子还有电脑。他们并不是为了吃饱才出来打工，他们之所以来常熟，是因为别人告诉他们常熟的工资更高，被“忽悠”过来了。第二，他们的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被厂主扣押，不干到年底，不给工资（顶多给点路费、生活费）；不干完活，不能睡觉。事实上，他们已是奴工，不要说还未成年，即使成年，也应该被解救。

常熟童工被老板打是常事

中国童工潜在供应充足，童工问题的严重性很可能被低估

常熟童工事件背后的童工群体有多大？虽然我国还没有关于童工数量的权威性统计数据，但一项数据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中国童工的规模。这项数据就是辍学率，义务教育法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中毕业正常年龄是15岁，辍学的话还不到15岁。而劳动法规定，16岁以下都是童工。对绝大多数辍学的农村学生来说，不可能等上几年再出去打工，而直接打工就是童工。

按照官方公布的辍学率，中国的童工问题并不严峻——在“普九”的要求下，中国初中的辍学率已被控制在3%左右，并逐年走低。

然而，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抽样调查，对各地、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辍学率提出质疑。对此教育部官员也坦承，由于初中辍学问题的复杂性，真实数据难以掌握。2009年、2010年两年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REAP）对西部贫困地区46所学校的跟踪调查发现，初中阶段一届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以上。项目组成员史耀疆表示，按2009年农村初中学生2000万名、国家级贫困县学生数占全国学生总数七分之一来计算，仅贫困地区的农村每年就有70万名左右的初中生辍学。

近年来，农村地区的辍学率还有恶化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透露，2011年与2006年相比，农村初中辍学率提高了1.6倍。在梨视频的后续采访中，记者来到了这些童工的家乡云南。云南省文山州某中学老师表示，初一下学期和初二是学生流失最严重的时候，一届学生初一时有500多人，到初三只能剩下300多人。

童工有供给，也有需求。众所周知，由于劳动力减少，生活成本上升等原因，中国沿海地区自2005年便出现用工荒难题，农民工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也进行了大量抗争。这使得企业倾向于用缺乏反抗能力、廉价的童工来降低成本，而这种需求又助长了产业化的贩卖和使用童工。被曝光的常熟童工，很可能只是中国童工的冰山一角。

地方政府“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则助长了滥用童工

常熟官方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21日视频播出，当日常熟政府就表示，已经锁定涉事作坊，将工头依法控制，4名童工已妥善安置；经对全市一千多家工厂排查，共发现疑似童工8名。

常熟官方对童工事件的回应

然而，这样的处理结果网友并不买账：1、为什么记者可以发现，常熟政府却迟迟发现不了？2、一个已经成型的产业链，多家中介公司，甚至视频中有人坦承自己从云南骗来6000多名童工，现在就发现8名童工，还是疑似的？

实际上，出现这种结果并不奇怪。有学者指出，我国虽然禁止使用童工，但对相关部门未尽监督检查职责，如何处罚缺乏明确的规定；由于童工群体对社会稳定不构成直接威胁，地方政府并不重视，一些地方政府把童工看作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甚至当作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

面对曝光的童工问题时，输出地和输入地还会互相踢皮球。2008年类似的童工问题被曝光后，凉山方面表示“凉山十分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最重要的是东莞企业非法使用童工，把黑手伸向我州的未成年人”；而东莞方面表示“未发现被拐带现象，将帮助凉山当地的失学儿童重返学校”。

结果，“民不举、官不究”，直到媒体曝光，官方才有行动，成为各地劳动监察部门对待童工问题的常态。

解决童工问题，不能静待经济发展

贫困是童工产生的根源。因此很多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童工会慢慢消失。从长远看，这种观点或许是对的，但从短期看，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减少童工——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在反哺农村，从2007年开始，“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再缴纳学杂费，贫困学生也被免除了书本费，同时还有一定的寄宿补贴——但结果却是农村儿童辍学率依然高企，童工问题依旧严峻。

既然不至于穷得读不起书，为何农村儿童辍学率依旧不降？位于香港的劳工维权团体中国劳工通讯，在其2006年的童工调查报告中就发现，中国形成童工供给的儿童辍学问题并非完全是因贫穷造成的。如在他们的调查中，童工几乎都是来自农村家庭，罕见来自城镇贫困家庭者，在那些家境较好的农村家庭，也不乏辍学儿童。这里的原因或许在于，农村家庭相对“短视”，上学的成本和辍学的收益是这些家庭决定子女是否辍学的主要考虑因素。如果继续念书回报率太低，那不如提前出去打工挣钱。要知道，对于西部贫困农村的很多孩子，读高中和大学，不仅所需要的家庭投入太贵，竞争大，而且毕业后就业情况也不甚理想。所以这些家长和学生宁愿主动辍学。而城镇贫困家庭则考虑相对长远，不愿让孩子这么早去打工。

因此，要降低农村儿童辍学率进而减少童工，一方面，落后地区的财政应该向教育倾斜，降低农村家庭在各个阶段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争取在义务教育阶段为未成年人提供技能培训，让他们获得一些基本劳动技能，提高义务教育的投入产出比，以此降低初中辍学率。

当然，童工背后的成因多样，出台一两项举措，短时间内这个问题也难有改观。然而，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因为在劳动力短缺时，没有学历的年轻人很容易在城市中找到一份低薪的工作，但随着中国产业的转移和升级，这些工作很容易被转移到国外，或被机器所代替。

众多机器人在富士康“上岗” 一些生产岗位的替代率已达70%

REAP项目组负责人、斯坦福教授斯科特·罗泽尔，曾用墨西哥的例子来阐释提高劳动者学历的重要性——上世纪末，墨西哥曾一度凭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当地只有40%农村人口受过高中教育，大量劳动者在初中阶段辍学。当墨西哥代工厂向中国转移后，这些低学历的劳动者面临的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除了非法移民到美国，加入黑帮也是主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