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电信诈骗之乡”其实有非常严厉的打击措施
六名犯罪嫌疑人，五人籍贯福建，一人虽说是重庆人，可也打小起就和父母一起在福建生活。他们共同活动的地方是福建泉州市，三人来自下属的安溪县，另两人所在的县份也和安溪毗邻。安溪是一个在十多年前的媒体报道中就和电信诈骗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所以，嫌犯身份一经曝光，关于“电信诈骗之乡”的种种前尘往事和现今光景全部都被挖了个底朝天。
然而，这些赫赫有名的“电信诈骗之乡”早就被再三地点名和打击，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不细致。例如，封面新闻的报道里一位村长这么说，“除了派发宣传册外、张贴标语，我们村也成立了一个老年协会，每隔2天，请老年人到挨家挨户看看，有哪些年轻人不在家，干什么去了。如果离开家了，我们要联系他们，还要向乡上汇报。”而据法制日报，在近年来泉州市和安溪始终保持对电信诈骗的高压严打态势。所以尽管因为电信诈骗而出名，但是今年公安部开展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拔钉子”专项行动中，安溪并没有上“黑名单”。说明情况是好多了。
安溪这次没有上重点打击的黑名单不止安溪，全国有好几个所谓的“电信诈骗之乡”，每个地方都有着极其严厉的措施，且多部门联合实施。对管理者而言，一不小心就被一票否决了，对于普通人而言，则和诈骗沾边便寸步难行。2014年2月，安溪尚卿乡党委、政府和派出所因整治电信诈骗不力，被县综治委“一票否决”，直接影响到该乡领导干部的升迁。而被确立为全国第一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的七个地区之一的湖南双峰对个人都“一票否决”——对涉嫌制贩假证及短信诈骗者，银行部门不得为其办理贷款业务；计生部门不得为其办理二胎准生证；国土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建房批地手续；民政、社保、医保及农村合作医疗等部门不得为其办理社会福利保障……方方面面，寸步难行。
“电信诈骗之乡”地方政府的打击其实很严厉然而，旧有的经济困境助推着诈骗氛围，形成了很难根治的积弊
一说到“诈骗之乡”总是容易和贫穷等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贫穷不光是具体人家的贫穷，也有地域的普遍贫穷。例如，安溪在80年代曾经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然而，根据一份名为《发展壮大安溪县域经济的实践与思考》的官方背景文件，安溪在1996年起就进入到福建省经济发展十佳县，2002年更是进入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一个贫困县不仅摘了帽子，还成了优等生。这期间的一个背景是，电信诈骗最早是在台湾流行，为了逃避打压，当地诈骗分子流窜到大陆作案，而安溪是一个大本营。后来，针对岛内的诈骗少了，可当地人也习得了技能，对象也变为了大陆民众。当然不能说安溪的脱贫摘帽行动得益于电信诈骗这样的灰色利益。但是，出于对GDP的疯狂追逐，确实会有一些单位动作变形。2004年，《瞭望东方周刊》已经详细地揭秘过安溪的电信诈骗问题，起因是一伙安溪人在当年2月利用虚假中奖信息，引诱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退休老教授上当，该教授在先后8次累计被骗14.7万元后，愤然投书中央领导。文中写道，“据称，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经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安溪县移动公司曾数次对这里的通信基站进行了扩容，但还是难以满足通信需要。据安溪县移动公司的一份内部统计资料，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不管是通信公司还是银行，在电信诈骗中都存在利益链的问题，如下图——
电信和银行在电信诈骗中存在利益问题因此，不管是基层单位也好，还是基层组织也好，往往都因为各种各样的目的，而纵容了电信诈骗。在十多年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基础，乃至氛围。比如有的报道说，有些地方人们根本不以诈骗为耻，相反，觉得这是“本事”。当一个不好的事情在一个地方形成了普遍风气之后，所谓的道德感也被弱化了许多。
新的窘境是，“大鱼”纷纷往上游，“小鱼”集体跳下海
如今要打击电信诈骗非常困难，尽管是地域化的，可这个地域化早就不是指的在某一个地方，家家户户小作坊式电信诈骗了，而是如同莆田系一般，全国开花。当地人也只是在过年过节特殊时候才开着豪车回家。所以澎湃新闻的记者实地探访发现——“位于县城更远的长坑乡有宽阔的水泥马路，别墅豪宅、百万跑车不计其数。”之所以豪车多，是暑假要结束，开车接孩子去外地上学。
随着时代发展电信诈骗早已经团伙化、企业化，甚至有着高度细分的链条，打电话骗人者，只是其中一环而已。具体的分工如下图——
最简单的电信诈骗至少有这五个分工每一环都盘根错节，而“大鱼”早就赚得盆满钵满，朝着更高一级跑去，新加入的“小鱼”们抱着想发财的愿望，成为了“打手”，最低阶的操作人，他们甚至不知道上家是谁。封面新闻的记者在福建安溪县找到两位正在服缓刑的电信诈骗犯。事实上他们都下家得不能再下家。其中一位这么描述上级，“他打过来的电话，声音是经过处理了的，也听不出来是哪里人”。而出了事情，他们成为首当其冲的责任人。要找到上家非常难，一般都是跨国犯罪，最大的幕后黑手通过种种手段隐匿住自己的身份。当然，还有一些金盆洗手者从事更赚钱的业务去了，例如网络赌博，据称这个来钱更快。
因此，徐玉玉案尽管六个一线的嫌犯都落网了，可这些人背后显然还有更大的犯罪分子和集团，否则单凭他们的力量做不到那么多的事情。这个集团到底是怎么样的，通信商和银行等机构在其中又有什么样的责任，必须一直追究下去。
多抓“大鱼”，预防“小鱼”下水，是解决困境的必要对策
无论一二十年前电信诈骗为当地经济带来了什么，而今这顶“诈骗之乡”的帽子对于地域来说都是负累。地方打掉电信诈骗团伙的愿望和决心看起来都很强烈。只是，光靠他们是不够的。就好像莆田系医院开满全国，可靠着莆田政府关不了。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诈骗之乡”本地，骗当地人的骗局很少很少。协调起来抓住更多的“大鱼”，这非常困难，但又是必须的。
另一方面，让“大鱼”没有“小鱼”可用，也是必要的。什么样的人容易当“小鱼”呢？不管是徐玉玉案的六名嫌犯还是前述的封面新闻所采访的那两名正在服缓刑者，多有这样的特征——年轻、贫穷、人生不顺、缺乏持续性的谋生本领，希望赚“快钱”，看到同乡发财就动心。他们让“大鱼”们在幕后笑开怀，也另类地延续着“诈骗之乡”的帽子。这些青年人从小对诈骗的氛围耳濡目染，同时又缺乏靠得住的有前景的谋生手段。他们的故事，恐怕是困境青年的一个极端体现。史耀疆、马跃等学者联合发表了论文《中国农村中学辍学调查》，结论是“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也就是，如果最初有100名学生进入初中，那么其中只有37名学生会从普通高中或中职毕业。”很多底层辍学年轻人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和生存技能，同时也容易悲观绝望。一被引诱，误入歧途。究竟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呢？光是给予学杂费上的优惠还不够，更多人自己根本就是不想读书，因为成绩倍受打击，也不觉得继续读书能够摆脱泥潭。因此，发展真正的有质量的、培养技能的中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流于形式、疏于技能的中职教育。史耀疆等人写道：“我们采访的许多在初中或者初中一毕业就辍学的学生表示如果能上质量高的中职的话，他们就愿意去学习一些职业技能。”
一名嫌犯家贫如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