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涝上了头条，农村受灾却无人问津

如果问你这次洪涝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你可能脱口而出“武汉”。这是因为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即使不在现场，你也能感受到武汉的紧张气氛。不过，这次洪灾影响的地方可不止湖北一地，整个长江流域都受到牵连。如安徽的受灾程度与湖北不相上下，但是存在感却很弱，所以中青报忍不住发文替它叫屈——《不要让安徽成为救灾的新闻盲区》。不光是安徽，就是湖北内部，人们的注意力也被武汉牵着走，受灾同样严重的农村地区也被忽视了。

这次洪涝灾害影响到底有多严重？根据湖北省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7月8日，此次强降雨覆盖全省1312.6万人，共造成52人死亡6人失踪，因灾倒塌房屋2.62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265.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60.3亿元。仔细分析这些数据，52人中只有14人在武汉遇难，其他都分布各个县市；倒塌的房屋基本上发生在小城镇和农村；受灾的农作物更是农民的直接损失。媒体的选择性忽视有它自己的逻辑——主观上追求传播效果，客观上农村较难被覆盖，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忽略农村受灾的严重性，以及背后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

湖南衡阳白果镇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资金和劳动力缺乏导致农村“基建”落后，面对自然灾害不堪一击

事后来看，这次洪涝灾害的严重性客观上与罕见的强降雨有关，但基建薄弱尤其是水利建设不足，也是关键的原因。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7月1日，武汉新洲区举水河西岸发生溃败，溃口达70多米，导致附近6个村庄和1个社区被淹。事后在记者的追问下，当地村民和官员均承认，“溃败的举水西堤已经有20年没有加固。”这只是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农村的排水系统、沟渠的容量、甚至危房的改造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武汉新洲区举水河发生溃败，淹没村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已经被中央关注，在今年初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我们能看到“农村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应该“补齐这块短板”的字眼。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何会成为一块“短板”呢？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缺乏资金。不妨拿湖北荆州的水利工程举例。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的采访报道：2006年以后，整个荆江流域的，国家投资项目减少，地方财政投入不足。“以公安县为例，从2006年至2015年，县政府采取补助性政策投入水利工程资金总额为3960万元，年均不到400万元。”但是，根据实际测算，公安县平均每年需要用于水利设施维修和改造的资金是2500万元，远远大于财政提供的资金。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可想而知。

除了缺乏资金外，劳动力不足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量的青壮劳动力离开家乡，到城市寻找机会，留下了一个“老龄化”、“空心化”的农村社会。农村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劳动力的集体参与，劳动力的缺乏让农村的水利建设处于自然停摆的状态。青壮劳动力的外流反过来也让救灾过程变得困难，洪灾自不必说，之前龙卷风肆虐的盐城地区，就是因为青壮年人的外流，老人和小孩留守的农村受灾严重，而且缺乏快速救援，有媒体直接评论为被龙卷风揉碎的“空心村庄”。

水利腐败窝案层出不穷，更是掏空了农村的“安全堤坝”

其实中央一直对地方水利建设的财政投入有着明确规定，早在2011年的“一号文件”中，就明确提出各地财政要从土地出让收益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今后的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要比2010年高一倍，未来10年总额将达到4万亿元。就在今年洪涝灾害发生后，水利部也发出通知：今年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将保持在8000亿元以上。看上去地方水利建设应该不缺钱啊，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豆腐渣工程”？实际上，这些钱有多少能真正投入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存在很大的疑问，疑问的背后则是层出不穷的水利腐败窝案。

上文提到的20年未修的举水西堤即是一例。2014年，武汉水利堤防中心主任唐某供认其在2005年至2013年间，曾经经手受贿的工程总造价接近10亿元，其中就包括举水河西堤的加固工程。根据媒体报道，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也不少见。2011年，审计署对辽宁、黑龙江等9个省区40个县市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审计，结果发现在388个项目资金中，有2.09亿元项目建设资金被用于违反程序出借、偿还世行贷款和弥补办公经费不足等。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从2013年5月到2014年底，因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落马的贵州省水利系统官员至少有18人，“上自2014年年初被立案调查的贵州省水利厅厅长黎平，下至贵阳、遵义、铜仁、安顺、黔东南州5市10区、县的15名水利局正、副局长。”这些腐败窝案的影响极其恶劣，私吞国家财产倒也罢了，关键是蛀空了人们抵御风险的“安全堤坝”。

原贵州省水利厅厅长黎平疑参与腐败窝案正接受组织调查

重建农村基础设施，需要打破城乡之间不平等的二元结构

农村“基建”的落后状态其实反映的是“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旧思想观念。这种不平衡的二元结构早在其他自然灾害发生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2008年汶川地震时就有媒体质疑为什么农村的房子总是不堪一击，“如何才能像城市那样重视农村房屋质量安全”。2010年云南发生旱灾，农民只能看着近在咫尺的水库把水运送到城市供其挥霍浪费，自己却无水可用，使得媒体惊呼“旱灾面前受伤的为何总是农民”。

打破二元结构，让人力物力向农村倾斜，需要建立一整套机制。不仅要有物质上的支持，还要针对农村居民进行防灾意识的培养。另外，除了与防灾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向农村倾斜，一些普通的基建也应该加以重视。此前，“要不要在河北某省道事故多发的农村设置减速带或红绿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着农村私家车车辆的增多，农村也会产生类似于城市的交通需求，这时候就不应该抱着旧有的思维，而应该多多考虑农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