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者”走出高墙，却难重返社会

做生意失败、传销骗局、投资陷阱等等，老赵出狱后的经历折射出他与社会的脱节——坐了11年冤狱，至今连手机和电脑都不会用，外界信息的闭塞，让老赵更容易被骗。开旅社失败，老赵自己总结原因是“坐牢那么多年，自己已经跟社会脱节了，已经看不懂这个社会”，而他在一次采访中还表示“社会比监狱要复杂”。

赵作海

和老赵一样，其他平冤出狱者，也或多或少难回归生活。佘祥林在出狱一年后称“适应社会，适应城市，真的比适应监狱还要难得多。”福建绑架杀人冤案的主角陈夏影和黄兴，在出狱时则觉得“被整个社会遗弃了”。

要知道，这些出狱的冤案受害者，并没有被贴上“犯罪”的标签，连他们都倾诉重返社会太过艰难。除此之外，我国每年还有40万左右的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而这个群体大多数背负各式各样的罪名，即便走出高墙，“犯罪”的标签也依旧形影不离，可想而知，他们重返社会有多艰难。

不论是无罪释放者还是刑满释放者，作为“出狱人”，他们要回到社会，要学着适应真实社会的环境、熟悉人际交往、甚至要找一份工作谋生，而最重要的则是心理适应——出狱人与入狱前的状况落差巨大，且一方面习惯了监管被控制的生活，一方面要面对外界日新月异地变化。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在监狱待了大半辈子的布鲁克斯，在获得假释重获自由后，反而因无法适应监狱外的世界，而选择自杀。

需要为出狱者提供社会保护，不止出于人道主义，还为了降低再犯罪率

即将出狱者，处于心理无助的状态，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一个人很难适应。国外有学者研究指出， 出狱者出狱的初期，内心既有重获自由的兴奋之感，又对充满挑战的未来惴惴不安，如果外界给予出狱者及时到位的帮扶，那么他们能够进入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反之，没有得到及时帮助的人，则可能步履维艰。英国有心理学家的研究还发现，出狱的首年是刑满释放者自杀高发期，回归社会受挫，缺少过渡期帮助服务，都会使自杀的风险提升。在国内，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六旬男子出狱后自杀 留下遗书称对生活失去信心”（城市晚报 2009年11月）；“平顶山监狱一服刑人员自杀 称出狱无法面对妻子”（大河网 2010年6月）；“淮南一名年近六旬老人出狱后不被家人接纳欲自杀”（安徽网 2013年11月）……

很多出狱者往往是边缘人群，出狱后，或由于年龄增加，或者由于缺乏劳动技能，或者由于受到就业歧视，使其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从人道主义价值出发，社会应当重视对出狱人生活和就业的救济和帮助。

此外，给出狱人提供社会保护，还能够预防犯罪。除了那些无可救药的“惯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出狱后难以适应，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只能“重操”旧业，二次犯罪。有些人甚至单纯是为了再次回到监狱而故意犯罪。

虽然救助不是空白，但目前我国的出狱者保护制度还很不完善

目前，我国在出狱者保护上并非毫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对罪犯的释放和安置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此外，我国还有专门针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具体内容是以政府为主导，调动各方力量，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帮助，解决落户、就业、就学等问题。比如说，我们各级政府一直把安置刑满释放人员就业作为政绩来宣传，经常搞各种专项就业招聘会。

但是效果并不佳，比如论文《论我国安置帮教工作现状及其改革》对我国某市的安置帮教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以技能培训为例，对在狱者的调查发现，不少人反映“监狱、劳教所开展的技能培训项目单一、实用性不强”，而在出狱后“只有11.6%的刑释解教人员参加了安置帮教工作机构举办的职业技能培训，未参加人员所反映的原因多为‘不知道有培训’、‘没有机会’、‘对就业没太大帮助’。”另一篇研究女性罪犯出监教育的论文，对某女子监狱的120名出狱者进行了调查，发现，“回到社会后获得安置帮教部门帮助的人为30人(占25%)，有90人(占75%)没有获得任何帮助。在就业、创业和落实社会保障等政策方面，只有20人认为获得了社会支持”。此外，在出狱者保护的重要环节——消除社会的偏见和歧视上，也并没有太多的作为。

像赵作海这样的冤案受害者，如果列入重点帮扶对象，在给予金钱赔偿的时候，免费为其进行技能、法治培训，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安置帮教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对出狱后人员的社会政策与法律法规保障不足。

而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狱人保护制度已有专门立法，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

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早已重视对出狱人的保护，比如英国于1862年便颁行《出狱人保护法》 ，明确了对出狱人保护组织的督导和费用补助，此举被多国采纳吸收影响深远，德国、美国、日本也有专门的立法。

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有专门针对出狱人保护的法律，叫做《更生保护法》，更生保护缺少权力色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福利措施。法律研究者李志鹏指出，大陆地区的“安置帮教”则带有较为浓重的行政强制色彩，其工作带有显著的后续教育和“重点控制”的特征，存在给出狱人贴上“犯罪人”标签的弊端。

同时，台湾地区进行更生保护工作的为民间组织，叫做“更生保护会”，政府基本上只从宏观上设定规则对其进行指挥和监督，具体帮扶任务由更生保护会完成。而大陆地区的帮教机构并不是独立的专门机构，仍隶属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中设立的“安帮办”，只是对刑释人员的基本情况有所掌握，出狱者的基本就业和经济问题则分属其他行政部门管理，属于“兼职”管理，容易流于形式。

更生保护会所需经费，除了政府补贴外，还可向外筹募。而举办公益筹募活动，则让公众参与到更生保护当中，能够逐渐消除公众对出狱者的既定印象。比如，下图是一个更生人义卖活动预期达到的效果，其中有“预期社会大众能更接纳并关怀更生人”。

从成熟经验不难看出，完善我国的出狱者保护制度，应有专门立法，以立法形式推进出狱人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明确规定出狱人的权利、义务，厘清各有关部门的职权与职责。此外，应充分发动民间力量，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力，给出狱人“去标签化”，在帮扶之外真正实现消除歧视，从而保护出狱者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