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前急救体系存在诸多问题急救模式太多、太乱，却又很匮乏
北京有两个急救中心，市区郊区也互不统一
按照张洋记者的描述，飞机上突发腹内疝并急性肠梗阻的他，在南航和机场救护人员扯皮之下，好不容易被送往了首都机场医院。医院在做了检查后建议他转院并拨打急救电话。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来了，结果该车没有把他拉到大医院，反而去了999急救中心，一直到他联系朋友帮忙才转院成功。而他的病情也被严重耽误，差点肠穿孔。
北京有两个急救中心，120的属于卫生系统，999的则归红十字会管。在各自为政了很多年之后，终于在今年实现了联合指挥调度平台——据称，群众拨打120或999急救电话，10秒忙音无法接通时，系统自动切换至另一个急救号码。不过，两个机构的性质和主管单位依然如故，只是谁在附近，谁有空，谁便先去。
记者张洋被推进医院就诊看起来，张洋的经历反映出了红十字会管的999急救中心十分不靠谱。最近的一起正在审理的案件又是反过来的。据京华时报，一位老爷子在北京郊区昌平的一个公交车站突然晕倒，热心人士打了120。事发地离沙河医院120急救点只有七公里的路程，却整整一个小时迟迟不见车来。原因是该急救点没有氧气罐。最终路人求助于999。老爷子还是因为耽误了时间而不治。北京120急救中心给出的解释是，昌平属于远郊，有自己的急救中心，并不隶属于它。可是，电话都是打到北京市急救中心的120，再由它转过去。
通过张洋和北京昌平的这两个案例，完全可以看出，即使是被认为医疗资源丰富，制度建设也相对成熟的北京，急救资源还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全国各地就更不用说了，存在各种模式，甚至“黑救护”还来掺和
卫生部门近年来发布了相关的办法，不过也仅仅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弹性很大。按照卫计委官网的“解读”，“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情况复杂，院前医疗急救发展不平衡，某些标准不宜‘一刀切’。”
而在中国，没有一部急救相关的法律，长期以来，每个地方各自为政，有不少的模式。北京的不说了，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各有各的。比如上海是独立的机构，广州则并不独立，而是依托于医院来组织。大城市都乱得很，更别说小城市了。真是眼花缭乱。
利益输送的问题也值得注意。张洋的博文中提到，他本来想去朝阳医院或协和医院，却被欺骗挂不上号而到了999自己的医疗场所。以“急救+舍近求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也能够得到不少这样的案例。例如，今年10月30日，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刊登的一则信息，一位安徽芜湖的网友投诉救护车放弃了近的医院而把高龄伤者送到更远的“民营小医院”。
北京有两个急救中心有时候医院和急救中心之间又会产生摩擦。例如，文汇报11月17日关于《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的报道是这么说的：“救护车为什么迟迟不来?（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朱勤忠说，除了车辆、人力配置等原因外，大城市医院急诊、特别是三级医院急诊救护车‘压床’现象，是一个重要因素。据上海市急救医疗中心粗略统计，2011年压担架9634次，2012年19108次，2013年超过3万车次。”什么是“压床”呢？朱勤忠解释，“救护车将病人送到医院,由于医院床位紧张,无法及时交接,这些救护车上的担架床就被‘压’在医院——有车无床,无法去接下一位病人。”
除了正规军之外，还有杂牌军——没有任何资质的“黑救护”。这些“黑车”往往还和医院有所联系，主要是接送那些转诊的病人。甚至“黑救护”常常为了抢病人而大打出手。
然而，“不专业”的从业者都难找，更别说专业救护员是何等匮乏了
张洋在他的长微博里，叙述了急救人员的不专业。例如，机场的急救人员和南航的乘务组扯皮，最终他忍着剧痛爬上了救护车担架，再如，他被拉到了急救中心后又做了一次检查，然而医生由于没有诊断出什么病症而反复问他是否吸毒，可能是怀疑他装痛骗杜冷丁。
担架还真是个大问题。不光是北京，全国各地许多急救中心都在喊没有担架工。甚至北京还可能会把有偿搬抬急救担架给入法。为何担架工难找呢？北京商报11月26日的采访里，一位知情人士给出的答案是，“担架员大多都不是急救方的事业编制员工，基本都包吃住，每月薪资都是要从急救费中出，虽然某些月份担架员出车次数较多时会有奖金，但基本上担架员的福利、薪资仍然偏低，很难留住固定员工。”
担架工难找，所以山西找起了志愿者抬担架（图/山西晚报）担架工难找，专业人士就更难找了。在急救中心缺乏晋升空间，并且，劳动强度大，工资不高，又总是在奔波，要招到人并不容易。经济参考报去年6月的报道称，即使是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急救医师岗位缺口率居高不下，个别城市急救医生缺口近四成，且每年仍以较高速度在流失，同样面临“无人可派、无车可出”的窘境。
解决乱象，需要一个足够独立又专业的院前急救体系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院前急救确实是政府有责任提供的公共服务
从马车时代发展到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厘清了，院前急救是政府有责任保障的不管是120急救中心还是999急救都是“院前急救”。而卫计委“《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的解读”第一条就明确提出，“院前医疗急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政府主办的、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是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者。”
既然是政府义不容辞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就该有稳定的财政保障。当然，这里指的是真正需要紧急救助的病人，否则急救资源会被浪费，怎么都不够用。我国香港地区就分得很清楚，由消防部门来承担急救，由其他的部门或者辅助机构来承担非紧急的救护转运服务。
其次，港台的急救服务都是由消防部门来提供，可效仿，既保证专业反应又剔除利益纠葛
我国的港台地区，急救业务都不是由卫生部门来主管，而是属于消防部门。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其一，大众不需要记住形形色色的号码，有问题，统一找一个；其二，消防部门反应更加迅速；其三，消防部门和卫生部门是两个部门，这样有监督性，少利益纠葛，消防员不可能把病人给拉回消防局去，和医院之间“私相授受”也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有鉴于消防部门在我国大陆地区的特殊性，职业化道路漫长，建立一个独立的急救部门更具可行性。
再次，给予急救人员独立的编制和待遇、上升空间，而不是大乱炖
港台地区都同样采用消防部门来承担急救任务，但是内核还是不同的。在香港，救护人员和消防人员是分开的，术业有专攻。而在台湾，则是消防员来一并承担。自然，尽管后者的速度很快，也更省预算，可是不论是从专业度还是人性度来说，都不如前者。因此，有的台湾专业人士也在呼吁需要把救灾和消防给分开。对于大陆而言，模式又是不同。司机、救护人员甚至担架工，分得很多。
前文提到，担架工是个让北京等地的急救机构发愁的大问题。可是在搜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地的急救人员构成的时候，却没发现“担架工”这个工种，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难道是病人都会自己走么？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的急救人员是专业的救护士，训练有素地承担起了有关院前救护的所有工作。同时，他们的设备也非常专业，包含轮椅、可以推动的担架车等，所以，抬担架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多。事实上，移动病患可是门大学问，不光是体力活，更是经验和技术的结合。
澳大利亚一所大学里急救专业的学生在训练在我国香港地区，救护人员有专门的职业发展通道，对于其素质和技能的要求也是和医生不同的，例如，需要良好的体力，所以会检测折返跑、引体向上等项目。在通过了文化和体能考试之后，会被安排进行为期26周的初步培训。最重要的是，这些救护员全部都有公务员身份，所以这是一个稳定、体面的工作。根据香港消防处数字，2013年共有4412人投考救护员，最终取录128人；而2014年共有4058人投考救护员，取录143人，平均约30人投考只有1人入选。
通过以上不难看出，救护员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和医院里的医生要求并不相同。而现在中国大陆的急救体系是体系没分开。一个班包括司机、医生、护士。大可不必。
香港消防处招募救护员的宣传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