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鼠”监守自盗易如反掌
萧元盗画很容易，被发现实属偶然
在法院的庭审中，萧元承认，从2003年，自己就开始将画偷偷拿回家临摹而后掉包。这对于别人也许是件难事，对他来说，却是不费吹灰之力。
据萧元交代，美院的图书馆有三道门，三名管理人员各有一把钥匙，三人到场门才能打开，但是身为馆长的他有一个特权——拥有全套钥匙，任何时间都可以进馆，还不需要登记。这让他可以随时把画拿回家进行临摹，他之所以2005年停止了犯罪，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图书馆的藏画被交给美术馆，失去了随时拿画的条件。
萧元盗画既不是校方自查发现的，也不是文物部门清查发现的，而是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有广州美术学院的校友发现有画作上印有广美的印章，怀疑是学校的藏品流出，告知了学校，学校由此展开了调查，这个偶然的因素才让萧元的盗窃行为曝光。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接受审判相似的案件过去也曾发生，比萧元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2年，河北省承德市查处过一起震惊中外的博物馆监守自盗案。曾担任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和避暑山庄博物院文物保管部副主任的李海涛，多次利用查库等机会进入外八庙文物库，用高仿品替换真品，自1993年至2002年，盗取馆藏文物259件，卖出文物152件，其中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47件。
与萧元案类似，李海涛盗窃行为被发现也非常偶然：2002年一位著名的文物专家在香港参加拍卖会，他发现，有两件拍品从底座原始标签编号上看，应属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将一批文物租借给了承德避暑山庄），便要求调查。结果，李海涛东窗事发。
这样被破获的监守自盗案很难让人高兴，倒是让人感到有些后怕。试想，如果没有文物爱好者告知有关部门，这两个人可能还在逍遥法外；这两个人都是长期作案，如果作案条件完备，他们很可能还会继续干下去。
“承德特大盗窃倒卖文物案”案犯李海涛博物馆盗窃本是家贼难防，更多的“硕鼠”可能隐藏在黑暗中
监守自盗者对博物馆馆藏的威胁更大
现代博物馆保安非常严密，图中红点所示均为安保措施说到博物馆盗窃，不少人都会想到艺术品大盗，在电影中，他们身背高科技设备，灵巧地穿过博物馆内复杂的红外防盗网，将宝物盗走，然后留下嘈杂的警报声和慌乱的保安，扬长而去。
实际上，这样的场景很难出现在现实中，相反，现实中的专业盗窃团伙对偷艺术品并不感冒。原因很简单，越是珍贵的宝物，安保措施越严，突破不易，脱身更难；更关键的是，盗窃集团要想赚钱，就得选择偷盗价值较高的艺术品，但这些艺术品往往已经天下皆知，少有人愿意花钱去买一件永远无法拿出来的艺术品。这就造成这类艺术品脱手价格相比原值大幅降低，如蒙克的杰作《呐喊》遭窃之后，挪威的卧底警探与窃贼接头洽购时，这幅价值7.5亿美元的作品，窃贼75万美元就愿意出售。费力不讨好，对于专业窃贼来说，偷盗博物馆并不划算。
实际上，相比于专业窃贼，监守自盗者对博物馆馆藏的威胁更大。FBI艺术品犯罪侦探小组(FBI's Art Crime Team)收集了大量的艺术品盗窃信息，他们惊奇地发现，在所有博物馆失窃案中，90%以上都涉及某种形式的监守自盗。FBI前首席艺术犯罪探员罗伯特·惠特曼认为，这是因为内部人员最清楚博物馆的安全漏洞在哪里，无论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员工，还是装修工人和暑期实习生，都可能禁不住诱惑，趁机偷走艺术品或历史文物。
影片《偷天陷阱》中女主角正在练习如何穿过红外线防盗网虽然中国的监守自盗案件少，但可能更多的“硕鼠”躲在黑暗中
中国国家文物局上并不避讳谈及博物馆监守自盗，但查出的案件较少。在国家文物局网站上，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盗窃、抢劫和监守自盗博物馆馆藏文物案件被归为一类，分别为2件、3件和5件，但没有监守自盗的确切数字，2013年有确切数字，监守自盗只有1起。这样的数据似乎说明，博物馆监守自盗情况并不严重。
但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让人放心，不仅是因为不少曝光的监守自盗案件是被偶然发现的，还因为这些案件反映出我国馆藏文物管理还有不少漏洞，而这些漏洞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补好。
首先，我国的博物馆常常是严于防外、疏于防内，对保管人员过分“放心”，结果导致“堡垒从内部被攻破”。在“承德特大盗窃倒卖文物案”中，李海涛正是专门负责保管的人员，按照博物馆入库的规定，进库时必须两人以上，出库时不能带任何东西。但他不仅每天都带着一个大兜子上班，而且和同事进入库房时，常常安排同事到别处工作，自己则趁机将一些值钱的文物伪装好，然后带出仓库，下班后再将用大兜子把文物带回家。
李海涛的盗窃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如果入库规定被严格执行，李海涛不可能连续偷盗10年不被发现。不少国内的博物馆一说到安防，就开始哭穷，认为没钱搞不了技防，实际上，国内监守自盗者鲜有使用高科技者，衣服夹带文物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如果负责检查的安保人员仔细检查，这种手段很难成功；更何况，再高级的技术也需要人来操作，没有负责的“人防”，“技防”也无法杜绝监守自盗。
此外，对文物实施有效管理的前提是弄清家底，在这方面，中国博物馆的状况并不乐观。虽然2011年我国建成了国有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管理系统，但这个系统只容纳了166万余件国家一、二、三级文物的数据，仅占全部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的1%。2013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曾表示，博物馆文物藏品家底不清、保管环境质量不佳、安全保护状况不利、保护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长期困扰博物馆文物藏品安全，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一个博物馆家底不清、管理不严、领导可以随意进入仓库，只要不拿国家级文物，拿几件一般藏品，恐怕连博物馆库藏的保管员都不会发觉。
要减少监守自盗，除了堵住漏洞，还要公开藏品
我国不少博物馆不仅到底有多少家底不清楚，就是清楚的部分，不少博物馆也不愿意轻易示人。2011年，国家文物局曾经公布了一份对于83家一级博物馆的评估报告，在所有的得分中，博物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向社会沟通这一项的得分最少。
实际上，博物馆的藏品公开是减少监守自盗的好办法，这样不仅能够满足艺术爱好者的鉴赏需求，还能方便公众监督，不出名的馆藏文物也会因为公开而被更多人知晓，即使这些文物被盗，他们被发现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发达国家的博物馆就非常重视藏品的利用，国际博物馆协会文物保护委员会主席乔根·韦杜梅认为，最成功的保护文物方法不是将文物“秘藏”起来，而是要利用它们，这样人们才会重视它们。实际上，这种理念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博物馆的行动指南，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法国卢浮宫就已开辟了250多个展厅，经常展出藏品20万件，而且定期更换，藏品使用率达五分之三，这样的藏品使用率现在也远超中国国内各个博物馆。为了进一步提高藏品利用率，它们还积极开展文物的借展与巡展，践行“向全世界展示全世界”这一立馆之本。
美国的博物馆不仅印刷藏品目录、藏品编目卡，让人们了解自己的博物馆中到底有什么；还向公众开放藏品库房，不少大学艺术史的课程在博物馆的库房内讲授，博物馆业务主管们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往往在藏品库内举行。
而中国的国有博物馆是事业单位，馆长也是实行任命制，因为举办展览常常需要额外的人力和财力，展览藏品还有被毁坏的风险，很多博物馆馆长并不愿意承受这些额外的负担。被任命的馆长们只需要对任命者负责，对于库房藏品，只求做到不丢失、不损坏、就算尽职尽责了。更有一些博物馆长把博物馆的藏品看成自己的“私产”，担心上级部门调拨或者其他馆借用，把藏品真正“藏”了起来，别说公开目录让公众知晓库藏情况，很多珍贵的藏品就是本馆的非保管业务人员都难得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