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作家马伯庸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一篇题为 《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的博文,披露了河北衡水冀宝斋博物馆“令人颠覆三观”的藏品。这个原本无人知晓的乡村博物馆,让人大笑不止地火了一把。…[详细]
笑谈背后,还有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假得不能再假的文物,是如何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的?中国文物收藏界的造假之风气究竟有多恶劣?
冀宝斋博物馆位于河北省冀州市(县级市),由冀州市二铺村兴建,属村集体所有,2010年7月正式开馆,自1970年至今担任该村村支书的王宗泉任该馆馆长。据该馆总顾问魏英俊介绍,这个博物馆有瓷器、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等4万多件藏品,是王宗泉近30年逐渐买来收藏的。魏英俊称:该馆有几十件“元青花”,其数量之多、档次之高,全国闻名。
然而,从网上曝光的该博物馆“文物”照片看,简直是丑不忍睹、不能直视,稍有历史知识和正常审美的人都能看出问题。这家以瓷器为主的博物馆,第一特点是“久”,让人有穿越感。比如主流观点认为青花瓷器滥觞于唐代,但这里不仅有“隋青花”、“北魏青花”,还有“炎帝制造”的“青花人物纹罐”;另一特点是“大”:1.92米的汉代五彩瓷器、3米高的东汉五彩长颈瓶,还有直径1.76米的“目前世界上发现最大的古代瓷盘”;还有一特点是“奇”,一套穿着中山装的元代“青花釉里红描金十二生肖”,及一套元代“五彩描金十二生肖”兽首。
总的看来,这家博物馆的藏品假到什么程度呢?假到让你觉得恍惚:你有唐三彩,我藏汉五彩;你玩元青花,我爱晋青花;国有传世独家真品,我偏搞个成双入对。越是如此,越发显得这家博物馆的奇妙,这种奇妙就发酵于堂而皇之中。如果这家博物馆馆主的意趣仅止于此,他所馆藏的那些大而全的雷人赝品,虽然缺乏文物价值,却也可具有强烈的社会反讽意义——中国文物市场怪现状就是如此。
事实上,马伯庸并非第一个质疑这家民营博物馆的人。去年8月6日,收藏名家马未都(观复博物馆馆长)也曾在名为《村博物馆》的博文中“吐槽”过这家博物馆,“藏品应有尽有,当年震惊中国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的‘长信宫灯’,馆长不仅有一个比国宝大的,还配成了一对,一男一女,让宫女一人持灯太孤单。”去年3月,一部名为《大收藏》的电视剧就拍摄介绍了冀宝斋的多件展品,其中“三英战赵云”以及“商周年间的瓷器”就已经引发了诸多争议。在收藏圈内,冀宝斋已经被当作笑话谈了许多年。…[详细]
台湾著名收藏家曹兴诚曾直言,各地民营博物馆越建越多,里面不少东西却是假的,“我去中国大陆南方,参观了几家民营博物馆,发现里面很多东西都不对,其中一家博物馆上下两层摆的全是假货。”
广东番禺宝墨园中有个赵泰来藏品馆,被业内人士视作与冀宝斋同一级别的“奇葩”博物馆。其中收藏着大量青铜器、唐三彩、青花瓷、玉器等,但只有一个嘉靖年间的花瓶在下面标注是清代仿制,其余的赫然写着西周、春秋、唐宋元明清;甚至还有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及远古时代的石斧。而这位被称之为“国际收藏家”的赵泰来,还于今年2月在香港荷里活广场举办了一场“傅抱石国画精品展”,号称价值上千万。然而展览还没开幕,就被傅抱石的外孙女、佳士得拍卖师傅蕾蕾指认为“全部不是出自傅抱石之笔,而是拙劣的赝品”。
今年4月,“林缉光艺术博物馆”在广东江门开馆。其中收藏了林缉光的600多件“藏品”,号称包括历代名家书画、商周青铜器和唐宋的金银瓷器。而林缉光本人因为高调操办此事,被公开揭穿其自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国家博物馆鉴证总顾问”两个身份为造假。其3月份在纽约组织的米芾画作《深山夜雨》拍卖也被视为闹剧——米芾没有传世作品,仅台北故宫有一件宋人的摹本。
按说,只要建馆资金来源合法正当,村民没有异议,村里盖个博物馆,戴一枚硕大的文化假钻戒附庸风雅,招摇过市,未见法有明文禁止。只须遵守农村集体资金的相应管理制度,财务收支经过审批,重大事项开支履行民主程序,经过村民会议或其代表会议通过即可。
不过,这个充斥赝品的奇葩般的博物馆,却堂而皇之地挂有“河北省少先队实践教育基地”、“衡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科普基地”、“国家级3A景区”等众多响亮名头,是“冀州市重点打造的标志性文化设施”,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也因此,它不再只是村里的私务,而上升成为公共议题。
引人深思的是,这个尚且没有正规手续的私人博物馆,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官方头衔呢?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表示,这类博物馆全国各地都有,“大部分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有很多博物馆跟政府换资源,盖一个全是赝品的博物馆,而且越是假的博物馆,规模还越大。可以拿来和政府要税收优惠、投资额补助、日常运营补助、为博物馆提供用地保障等。”
为了提升景区级别和知名度,在获取所谓“文化名片”的同时打造文化旅游经济,这是很多地方政府默许甚至赞许一些劣质博物馆存在的理由。…[详细]
在古玩收藏圈,像冀宝斋这样藏了一屋子赝品,还敢于公开展览的人不少。随着冀宝斋一同浮出水面的,还有在收藏圈暗暗涌动多年的“国宝帮”。“国宝帮”的人员构成非常复杂,既有刚入行不久的收藏菜鸟;也有坚持“捡漏”几十年白发苍苍的老人;既有工薪一族,也有对收藏一窍不通却好附庸风雅的企业家。
支撑他们收藏的共同信念就是: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遗留在民间的好东西不胜繁数。他们还有“三个不代表”理论:以前没看到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博物馆没有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历史记录没有的不代表不存在。在这种信念和理论的支持下,他们发现,神州处处有“国宝”:一件件雍正粉彩金陵十二钗人物纹大缸;一个个直径一米五的元青花釉里红大盘,从各个不知名的角落逐渐聚集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各地的“冀宝斋”。
我们可以从一件假文物的“升天”之旅谈起。2011年8月,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公开质疑杭州市南宋官窑博物馆的长沙窑大执壶是赝品。此消息一出就引起了业界的大讨论。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这把壶根本就不是什么文物,而是一个产自近20年的仿制品。如此低劣的仿制品怎么就被当成是镇馆之宝呢?这背后的链条是如何运作的呢?
过程是这样的:此壶有两把,曾经是一位不知名的卖家送到丁仰振(原主人,农民)的家中,当时丁以1600元的价钱买下,丁仰振带着其中的一把壶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赛宝,鉴定现场就被专家否掉。但是丁仰振却在记者面前说专家认同这把壶。若干年后,正逢杭州市南宋官窑博物馆征集文物,丁仰振正在为他的藏品出路着急,两者一拍即合,专家们还一致认为此壶应该申请国家一级文物。后来在杨静荣的指正下,才结束了这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造假作坊、商贩交易、民间赛宝、专家鉴定、文化展览、博物馆镇馆之宝。路数就是这样的。这其中,专家,卖家、中间商,三者都会牵扯进一种利益关系,说不清道不明。而一些资金充裕的“大藏家”就成了他们的目标,动辄几十万几百万购买,在这个“大藏家”背后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就好像围绕在冀宝斋王宗泉身边的文物贩子、制假者和鉴定专家一样,他们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忽悠他不断地掏钱购买赝品。
如果在拍卖公司或者是古玩市场买到一件假货,你会怎么做?自认倒霉、息事宁人是多数人的选择,就当是给收藏缴学费了。其实多数人不了解中国这个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从制假到售假,这条产业链在中国已经发展成熟。
北京地铁十号线劲松站出口至潘家园古玩市场,短短不到20分钟的路程,拥挤着各种各样的手拿玉器的小商小贩,突然窜出来推销自己的东西。仔细观察,每人手上的玉都差不多,都声称是正宗的和田玉、黄龙玉等名玉,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声称是古玉。
河南省伊川县烟涧村是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之村”,这个本该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却因为出产青铜器而闻名中国甚至世界。数据显示,这个村子的专业加工户达到300多家,从业人员达1880余人,年创产值9000余万元,主要产品有东汉马踏飞燕、东周天子驾六、战国方鼎、春秋莲鹤方壶及各种造型壁挂、仿古台灯等1000余种。
在景德镇市原有的许多国有陶瓷企业早已改革,分别被划成许多小块,承包给了私人。景德镇瓷业的管理机构景德镇瓷局表示,包括没有登记在册的个体、私营作坊在内,景德镇市制陶瓷企业不下4000家,从业人员10万多。在这里,随便走进一个作坊,到处都能看到摆放着烧制的瓷器,各朝各代的官窑瓷器随处可见。
但凡是造假的重灾区,在历史上,都是某种重要的文化发源地,在这些地区,生产工艺的传承未曾间断,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的更新;另外一方面,历史遗留给这些地区的资料和资源相对完整,例如江西景德镇是官窑的烧制地,生产官窑的特殊原料至今犹存,这也就是为什么高仿大师们能烧制出元明清时期的官窑的原因所在。
再说市场的培育。齐白石的画作在市场上吃香,造假者就一拥而上做齐白石的伪作,明清官窑瓷器在拍卖市场上屡创高价,作假者就大量地成规模地仿明清官窑的瓷器,这样不断地扩大规模,到达一定的实践和时间的积累,造假就会形成规模。
最后,地方政府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大力发展当地的某种文化。但是对某些人而言,政策就成了保护伞。以安徽蚌埠为例,当地政府有意识的把玉器做一个产业,大力发展当地的玉文化,产业不是说造假,但是安徽蚌埠不久就成为中国玉器主要的造假地。
从造假作旧成品到古董文玩店的“文物”,在这条产业链上的操作者有农民、作旧大师、古玩玩家、交易商、收藏家。中国亿万农民大军是其中的重要的作假者,技艺高深的作旧大师隐居在作坊里,研究着不同的作旧技法,这种技法不仅能骗过专家的眼睛,还能顺利通过机器的检测。
然而这条产业链上最大获利者,是两种人。一类是拥有足够金融资本的文物商人,为显性富人。拿着从农民那里几十元、几百元收集过来的工艺品,转身经过二次包装,就可能以几百万元的高价卖到市场上,最后甚至流通到拍卖场上,终端到中国收藏家手中;另一种人,是中国官员,为隐性富人,他们可以拿假文物洗钱。
从事文物造假的农民兄弟,虽然主观意愿是造假致富,但是同时也是这股大潮的牺牲者,除极少数动手早、运气好的人挣了大票子,成为农村新贵外,靠盗墓、制假为生而又显然没有后台的农民,有的被判刑入狱,家产也被罚没。
而受害者,当然是中国普通的收藏者们。根据一组数据显示,近30年,中国境内集结了收藏大军8000余万(中国收藏家协会估计有1亿收藏者),相当于现在每1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收藏者,而市面上真正的文物数量相比于藏家手中的“文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所交的学费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