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校董制度承担着两大拉资源的功能，与国外校董制不同
舶来品校董制度在中国高校遍地开花就是因为其“高大上”的面子，里子却是不同的
校董制度起源于美国，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组成了大学的董事会，从而掌握着这所大学诸如校长任命等最根本的方针路线，是高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当然，校董主要由社会贤达组成。能够当上校董是很高的荣耀，校董们也会竭尽全力去为学校做贡献，很受尊敬。像是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董，而他作为校董还为学校捐献了7500万美元。总之，校董是个听上去很“高大上”的外来词汇。
一般来说，舆论偏向认为或者期望中国设立校董制度能够帮助高校去行政化，引入外部的制约机制，走上自治之路。不过，现实和历史却不指向这个期待。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目前是不可能打破的。对于怎么选校长这个问题，这几年教育部也进行了一些实验，比如2011年12月，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和西南财经大学校长。但是，做决定的还是教育部的“遴选委员会”。当然，内里的不同不妨碍“校董”制度在大学纷纷设立，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堂而皇之让大学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生紧密联系的制度，比什么名誉博士、名誉教授更显亲密与实用，也更时髦光鲜。
因此，校董会承担了很多“政治”外联功能
落马的前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被发现是苏州大学的校董。而再一看，人们很自然会发现，很多学校的校董都有现任干部的身影。一般是大学所在地的地方官员来担任校董职务。这不难理解，就算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在资金、土地等资源上都需要得到地方的共建支援，地方管的高校就更不用说。地方上当然也希望大学能够给与当地更多的招生名额倾斜。校董会就是加强双方联系的一个常态化机构。
“政治”功能当然也分为很多种，还有的是为了整合资源。比如华北电力大学，它的校董会成立于2003年，那年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该校从电力系统划归教育部直管。而包括国网在内的7家大型电力国企共同组成了它的校董会。这样的话，原来主管的电力部门依然有话语权，保证了高校和电力系统的关系，而这也让经费短缺的高校有了依靠，教育部门也是何乐而不为的态度。只不过，以国企而非个人的身份组成如此特殊的校董会也着实罕见。外经贸、武汉理工等校董会建得早的学校都有类似的经历。
同时，校董会也背负着捐资、提供就业机会等经济功能
事实上，在国外，校董们也会有大量的捐款，只不过这不是校董会这个组织的主要功能。而在中国，许多校董会都把筹资当作一个主要事项在做。像是人大的校董会在2007年成立时，董事会章程所规定的加入条件就是，“凡向学校提供一定数量经费、物资或其他方面支持并有志于同人大联合发展的各界人士和企事业单位、科研单位、海外基金会等，均可申请加入。董事会成员享有的权利包括优先录用优秀毕业生、审议董事会基金的使用等。董事须履行的义务则包括：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咨询和建议、募集董事会基金、为人大教师挂职锻炼等提供优惠条件。”而在2011年，人大第二届董事会成立，这个仪式就叫“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董事会捐赠暨董事聘任仪式”，五位新任董事当场捐款共计5500万元。
当然，除了捐款还有别的经济资源，如前文所述，人大的章程里提到的，科研合作、录用优秀毕业生、给教师提供挂职锻炼机会等等。这些就十分常见了。
如此拉资源，为校董开绿灯就不稀奇，还可能被高校腐败分子利用
为校董建“女神像”都可以，更何况“区区一指标”
2011年，一则很是“奇葩”的新闻引发高度的关注，有网友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发现，这里竖立着女娲和雅典娜的雕塑，不过两尊雕塑的面部却被创作者做出了调整，换成了该校两位女校董的脸。尽管这是一所公私合办的学校，不过一所大学如此明目张胆地做钱的信徒，讨好“女神”，还是让人瞠目结舌。
有这样的奇葩往事，也就不难理解“校董指标”了。在2013年，新华网就报道过，除领导外，“点招”指标还可以分配给“校董”或者“关系户”。近年来，为了筹措办学资金，全国有100多所高校成立了董事会。在一些高校，捐赠数十或数百万元便可成为校董，也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点招指标。
并且许多所谓“校董指标”大概还没真属于校董，而是被瓜分“变卖”了
不可否认有校董需要“特招指标”，从而为自己的后辈或者人脉服务。不过，对于更多人，特别是对于好大学的校董而言，更看重的是这个身份、名誉，一个著名高校校董绝对是张很好的“名片”。所以他们对于“点招指标”并不那么看重。这其中还有别的猫腻。
2011年，江苏无锡当地的媒体摸底了高校“点招”、“特招”的情况。报道提及：无锡一所院校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招生人员告诉记者，点招，江苏现在流行叫做校董指标，选择性计划。招生人员还透露，这些指标一般是为省、市部分领导子女预留的指标，但他们不可能每年都有子女高考，所以部分指标就流向了市场，但招生处是没有权力分配的，都由学校主要领导直接掌控。而且在正式开始投档前，就得落实指标。“反正，关键还是在于关系，在于钱”。
所以，不难看出，为能够给学校带来巨大资源的校董们留招生指标是很好的借口，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变为腐败工具。
根本原因是，中国校董制度是大学行政化和市场化的双重畸形产物
校董制度政治功能强化了行政属性，经济功能加重了市场属性，不是改革，而是巩固
现阶段的中国大学既是行政化又是市场化的。而请很多的现任官员来做校董，无疑是进一步地强化了行政属性，谈不上什么去行政化，相反是强调。
同时，校董制度也没有发挥什么“咨询”功能，而是一切向着钱看。事实上，在国外，也有很多的企业家来当校董，他们也一样捐款，不过，如前文所言，捐款，给学校拉资源不是主要功能。一个现象是，这些国外大学的校董还是大多以本校校友为主，所以很自然地就带着浓厚地感情来做公益性质的工作，希望建设好母校。可是在2007年，媒体就报道过中国校董的现象了，有些学校在哄抢有实力的名人，不少报道都认为，中国的校董似乎除了“筹资”而外，用处不大。大学看重的是校董能够带来什么资源，而不是校董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建议和视野。自然，这和中国大学的过度市场化有关系，其实在清华的一栋教学楼被冠名为“真维斯楼”时，大学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就赤裸裸地显示出来。利用校董制度来挖空心思地拉经济资源就毫不奇怪了。
显然，这和国外的校董制度是两码事。两者的联系在于后者为中国的校董制度提供了一个“形式”借鉴，让高校们能够很好地和外部行政、经济资源联系起来，包装起来。
这种情况下，“与众不同”的“校董指标”潜规则诞生也很正常
校董制度能够给学校带来资源、贡献，并且还和很多行政主管部门扯得上关系，自然就能让“校董指标”成为一个大家默认的“潜规则”。只是，这个指标有的校董用了，有的继续被流入“二级市场”去贩卖，成为别有用心者的牟利工具。所谓的微观改革或者进步，其实就是利益再分配的幌子。
当然，在国外，校董制度也可能有猫腻。像是2009年的时候，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校董作为政府传声筒给学校施加压力，录取特别人群，就爆出了很大的丑闻。当时，美联社有报道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很多大学，无论公立或私立，都或多或少会给一些人的子女以特殊待遇，这些人包括大额捐赠者、政治家、校董，以及其他对学校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并不明显，也不存在明码标价。就连东窗事发的香槟分校也只是被推荐人群的录取率会高，但不能保障百分百。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教育平权法案也让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照顾。有人戏称，这是照顾了两边的人，而挤压了中间人群。无论如何，都是从优势群体得到的资源，用在了弱势群体身上，而不是被浪费甚至作为了寻租的工具。另一方面，校董可以写推荐信就是明面上的事情了，毕竟校董声誉和特殊地位意味着他们的眼光可能更好，也表示着他们并不敢拿着自己声誉担保乱推荐。并且推荐信一样要走公开的遴选过程，不保证录取。所以，中国大学的“校董指标”的确是畸形制度下与众不同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