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雷政富不雅视频在网上首次泄露出来后，不少人猜测，拍摄录像的一定是很高明的犯罪团伙。因为作为重庆北碚区区长，雷政富的职务级别既高，手头又掌握实权，人们认为拍摄者若不是用了非常高明的手段，搞到这种视频很不容易。于是有人猜测，雷政富可能没满足勒索者的条件，于是勒索者有意将视频传到网上，作为报复。

然而，从各家的媒体的报道来看，肖烨及其手下并不是什么高明的犯罪团伙，既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设备，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人才。只不过胆子够大，准备够充分，捉奸戏码演的像那么一回事而已。同时，雷政富“非常不谨慎”，对这简单粗暴的仙人跳毫无防备，这才使得桃色陷阱轻易获得了成功。但是，即便肖烨已经掌握了对雷政富如此不利的视频，他向雷政富释放的威胁仍然很欠缺，当雷政富主动向上级坦白后，专案组很快就掌握了案情，要不是王立军有意压下案子，2009年肖烨等人就面临敲诈勒索的重罪。去年底，又由于分赃不均，对不雅视频档案管理不善的肖烨被手下许社卿出卖，视频被许社卿“傻傻”地捅给了反腐记者朱瑞峰，结果在网上曝光后，雷政富等干部“倒了大霉”，肖烨、许社卿以及赵红霞、谭琳玲等诈骗实施人员也迅速被警方控制起来。

事实上，肖烨早有诈骗勒索前科，多次被警方逮捕过。 …[详细]

而如果说，肖烨在这起敲诈勒索案件中有什么“高明”之处的话，恐怕就在于对涉案女孩的控制。赵红霞，据其称在某次过生日的时候，与肖烨等人喝酒，醉了后“肖烨强行与我发生性关系”。此后肖烨给了其5000元，赵红霞便颇为感动地与之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加入了肖烨的永煌公司，她不知道的是永煌公司已有多个女子与肖烨有“恋爱关系”。此后，肖烨向赵红霞“陈述企业经营困难”，于是赵红霞为了“公司服装销售业绩”，便出卖自己身体，配合肖烨等人对各个党政干部玩起了“仙人跳”，但赵红霞却自陈到最后都不知道拍摄不雅视频、捉奸的目的就是敲诈勒索，还以为目的是提高公司业绩。肖烨向雷政富敲诈了300万，赵红霞只拿到4万元的“服装销售业绩提成”。

相比之下，赵红霞可谓是案件中被骗得最深，所获也最少的角色。那到底是什么让赵红霞走上色诱官员的道路？ …[详细]

虽然肖烨的服装公司并不是什么正经公司，但赵红霞、谭琳玲等参与色诱官员的女孩无疑都算得上永煌公司的职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算不上敲诈勒索官员的实施者，因为她们只是肖烨等人进行敲诈勒索的工具。赵红霞不知道不雅视频拿来做什么，也不直接参与敲诈的分钱。她领到的只是与她“付出”不成比例的“服装销售业绩提成”。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在职场上已经被“性控制”，由老板来决定她们下一次权色交易的对象。

居中者为肖烨

这种性控制，是通过几种方式实现的。首先是迷奸，肖烨通过和女孩子喝酒，在酒里面下药与女孩子发生性关系，据说包括赵红霞在内的多名公司女孩都是这种方式被肖烨强行迷奸，然后哄骗女孩们当他的女朋友，“谈心吹牛谈人生谈未来，把自己包装成有钱单身的老板，让女孩崇拜他”，之后向女孩们陈述企业经营艰难，承诺赚了钱给提成，并与之结婚，以此让女孩选择心甘情愿地“付出”。

然后是洗脑。赵红霞称，她去肖烨公司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肖烨在办公室向其播放一段视频，肖烨的手下严鹏也在场。视频内容为一男一女的性爱视频，严鹏称视频中女子是其妻子，拍摄性爱视频后现在有自己的实业，“有车有房，过得很好”，并称肖烨也不在乎自己的女朋友这样。而肖烨也明确称，“作为他的女朋友更应该帮他，为了我和她的将来也应该这么做”。正是在这种洗脑下，赵红霞才愿意用自己的身体色诱官员。

而如果不接受这种洗脑，拒绝这种要求，那么肖烨会换上一副暴力威胁的脸孔。据谭琳玲供述，肖烨向其展示性爱视频时，她开始并未答应且打算离开，肖烨得知后大怒，“称以前杀过人，要杀我全家”，肖烨的这个说法当场得到许社卿、郑某梅等附和，“吓得我不敢走”，谭琳玲最终留在公司并答应肖烨要求。 …[详细]

职场“性控制”可以说是职场性侵害的一种，特点是让受害人精神上被控制，使其愿意与施暴者或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实行“性控制”的方法往往不同于传统性侵害的殴打等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威胁、恐吓等胁迫手段，或酒、药物等方式。更高级的，则会采取一些类似邪教仪式的精神控制办法。

宋山木案轰动一时

在轰动一时的宋山木强奸案中，宋山木利用企业文化、制度和总裁权力、权威来驯服员工，以一套严格、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加上物质刺激和控制，在精神和肉体上对女员工实行双重奴役，建立了一个“帝王+后妃”的管理模式。与之类似，同样轰动一时的黄波案中，“危险的职业规划导师”黄波善于精神控制，以教学为名，对学员实行“心理治疗”，实则性侵害，他曾有知名语录为“我命令你在90秒中之内把衣服脱光，这是对你行动力的考验！”。

“尽管这两个案件因媒体曝光受到了很大关注，但以类似这种方式进行企业管理和职业培训的小企业、小机构仍然不在少数，是孕育各种“性侵害”乃至“性控制”的温床。 …[详细]

被性侵害的孩子被心理学家称为“没有嘴巴的孩子”。大人平时对性三缄其口，孩子在羞耻感和恐惧之下，反而会掩饰自己受的伤害。即便对于成年女子，这种情况也非常普遍，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把遭遇性侵害说出去。有资料称，“在性侵害案中受害人往往存在着‘沉默的强奸反映’现象，据估计每10个真正被强奸的人中只有一个报告警方”。

对于赵红霞这样的人来说，遭到“职场性控制”固然有自己轻信谎言、不自爱的原因，但事实上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难以摆脱这种控制——来自农村、打工妹、年轻未婚妇女，不管哪一种身份都处于弱势、往往是被欺负和欺骗的对象，当独自在外打工时，就容易遭遇各种不幸。

就在几年前，媒体上曾报道过这么一则法治新闻——

“诸城姑娘小牟来青岛打工，不想落入老乡的圈套，被逼着干起了皮肉生意。几个月后，小牟摇身一变，从受害人变为老乡的同伙，和人演起双簧，向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嫖客敲诈30万元。昨天，记者从法院获悉，小牟的同伙因为逼她卖淫，构成强迫卖淫罪，而小牟被指控参与敲诈勒索的罪名同样成立。因小牟未成年，落网后又积极协助公安部门抓获其他嫌疑人，才免予刑事处罚。”

一个未成年少女，被胁迫卖淫几个已经够惨了，却还要因被迫参与的敲诈成为胁从犯并罪名成立，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管是立法还是司法，我们对弱势女性遭遇可能的性侵害的保护，还远远不够。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