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由中国青年少犯罪研究会主办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专门为“富二代犯罪”开辟了一个专题。那一年，“杭州富二代胡斌飙车案”广受关注，也引发社会对富二代犯案的持续探讨。两年后，该刊与时俱进，又策划了一个关于“官二代犯罪”的专题。因为“我爸是李刚”发生了。

在普通网民这几年的记忆中，各种关于社会“上层”的二代违法犯罪的轰动事件不少，比如“合肥官二代毁少女容貌”、“靖江公安局副政委之子持刀砍人” 、“山西太原前公安局长之子袭警”………[详细]

“我爸是李刚”引发人们对官二代犯罪现象的激烈讨论

有不少人觉得权贵富豪二代被“污名化”。因为反差大、关注多，媒体报道得多，所以人们才有这样的印象。而一些学者也表示自己手头的数据显示，贫二代或者社会底层的青少年才是违法犯罪的主体。由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所发表的《2010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就披露，抽样的未成年犯的家庭条件较差，有近60%的未成年犯居住在乡村，家庭经济为中下水平居多。

在国际上，一般也都认为穷人的孩子更容易犯罪。2011年出版的《牛津少年犯罪和司法指南》里也提到，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家庭里，青少年违法犯罪要比其它阶层的同龄人多不少。…[详细]

普通人对权贵富豪子弟犯罪的认知其实不光来自几个典型事件，可能为数不少来自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感知。比如，有学者在某高职学校进行了抽样调查，收回来的603份问卷中，80.4％的学生认为富二代对社会有恶劣影响。事实上，在社会分层中，权贵富豪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社会中下层，所以要在绝对数量上比，权贵富豪子弟的犯罪人数肯定远远少于后者的。另外，学者们所观察统计到的可能不是真实数据。

就算国外也这样。比如在1973年的时候，著名犯罪社会学家钱伯里斯追踪了两组青少年长达两年之久，一组由社会中上层构成，另一组自然是底层。结果他发现，两组的违法犯罪率其实很接近。只是中上层青少年穿得体面，开着好车，给人“好孩子”的印象，很难被怀疑。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上一辈的庇护。举个例子说，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少年法庭的国家，而一本回顾美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的书籍就显示，在19世纪，富人家的孩子犯罪后可以不用进少年法庭，取而代之的是用钱来“买”较轻的惩罚，可穷人家的孩子连“买”的资格都没有。…[详细]

国内外的研究都发现，不管是草根还是权贵，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冲动型的，有预谋的占的比例很小。然而热血上头的权贵富豪子弟可能和别人的犯罪特点不一样。

《我国8省市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调查报告》调查了3427位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发现本地未成年犯（基本为城市青少年）犯暴力型犯罪的比例比流动人口高，比如故意伤害、强奸、杀人等。另一方面，外来未成年人犯下偷盗等侵财性犯罪的几率要比本地人高。从中可以看出，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高的未成年人更倾向一些侵犯人身权利而不是财产权利的暴力犯罪。最重要的是，因为青少年犯罪一般都是冲动型的，往往不计后果，程度也就严重。相关研究也认为，家境优越的未成年人犯罪更追求娱乐、刺激，相反，家境差的未成年人可能谋财动机更多，又或者因心理不平衡而报复。（参见周羚敏，《富二代和穷二代犯罪的内涵、界定及分析工具》）

另外，在一般违法行为中，城市本地青少年吸毒、聚众斗殴、卖淫嫖娼和赌博的几率都要比外来流动人口高。而一个对加拿大小留学生的调查也显示，缺少了父母在身边督促后，中国小留学生吸毒、逃学、滥交的比例很高。

所以，学刊《青少年犯罪研究》才会呼吁学界不要滞后，更不要因为统计率低就认为这是个伪命题。一方面可能是虚低，另一方面严重程度可能更高。“白领犯罪”（即受人尊敬并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职业活动中进行的犯罪）就是很好的例子。1949年，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出版了《白领犯罪》一书。这部犯罪学经典著作首次提出了白领犯罪的命题，将犯罪学的视角投向了拥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人群，扭转了传统犯罪学认为犯罪是贫穷者专利的偏见，被誉为犯罪学上的伟大进步。…[详细]

有研究认为父亲的管教对预防青少年犯罪至关重要，因父亲更为严厉

剑桥大学犯罪研究所花了10年的时间追踪了超过700名未成年人。去年刚刚公布的第一份报告（关于12到16岁未成年人），被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是自身个性和环境共同作用的复合结果。而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这个未成年人有没有培养起良好的是非观——是非观强的人服从法律，自控能力也比一般孩子好很多。总之，这些少年儿童洁身自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畏惧怕事，而是他们有很强的是非观，绝不迈出犯错之步。而这样的孩子占全体被调查者的16%，只有0.5%的违法犯罪行为与他们有关。另一类人就和他们相反，这类孩子没是非观，视法律为无物，冲动又短视，也占16%，而竟然60%的不法行为都是他们做的。…[详细]

所以，有时候一些外在因素，例如同龄人的引诱或者贫穷，的确可能诱发犯罪，可是非观强的孩子一样不为所动。这项研究其实也和之前的一些理论吻合。比如《牛津少年犯罪和司法指南》也说，对于未成年犯罪而言，培养良好的价值观要比任何威慑手段都重要有用的多。…[详细]

孩子的是非观当然不是天生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父母的教育。像是美国公共卫生局编撰的《青少年暴力报告》一书在分析家庭影响时就特别提到，父母要给孩子有理有据、始终一致的准则，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否则孩子就会认为那些不好的行为是可接受的。

之所以贫穷被认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大诱因，不在于穷本身，而是一般贫穷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低，既不懂得也可能疏于教育孩子。可换到中国的权贵富豪家庭，道理可能也一样的，是非观可能比普通家庭更难培养：

首先，孩子可能从小就对金钱和权力的“力量”耳濡目染，认为权势钱财可以搞定一切。这样能有什么好的是非观呢？更谈不上对法律的敬畏。

其次，就有两个因由，一是权贵富豪家庭的孩子可能比其他同龄人更被溺爱得不行，像是李双江对孩子那样。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公权力约束性弱又拜金的社会，即使父母不溺爱，周围人也可能种种忍让、宠溺，惯坏孩子；二是这个孩子也可能在物质上是满足的，心灵上却是被大人忽视的——有媒体就称他们是“精神上的留守儿童”。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从90年代开始，日本未成年人犯罪率一度飙高。而日本的犯罪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这些孩子基本上都不穷，相反，他们在物质上是富足的，但是心灵上却感觉自己是被忽视被遗弃的。所以一些孩子犯罪是为了引起大人的关心，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并且，溺爱和忽视很多时候还是并存的。

当然，外因不可小视。不同的对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都显示，共同犯罪占了绝大多数，大量的孩子因为“义气”等因素违法犯罪。而同一阶层的孩子一般也多跟这个阶层的孩子玩，价值观也在相互影响。像是李双江的儿子，两次涉案都是跟同伴在一起。

了解了原因，自然才能对症下药。…[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