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室外翘首以盼的患者

10年间，每个医师的工作负担重了1.4倍以上

1994年起，医院诊疗人次数有了统计数据。根据《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1994年医院诊疗人次数为12.69亿，2010年为20.40亿，增长了60%；而1994年医生人数（指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为1882180，2010年为2413259，只增长了28%。

以中国医疗的主力军——政府办医院（即非集体所有的公立医院）的近年情况为例，可以更直观的说明问题。2000年，政府办医院医师日均负担诊疗人次4.8，而2010这个数字达到了6.8，10年间工作负担重了1.4倍。2000年，政府办医院医师日均负担住院床日1.4，而2010这个数字达到了2.4，10年间工作负担重了1.7倍。所以医生反映的患者太多看不过来、需要负责的床位一圈走下来累个半死、经常需要加班加点……并非虚言。…[详细]

卫生部门为了自身利益人为制造供不应求，使医院和医生超负荷运转

为什么患者数量增加多，医生数量却增加少呢？是因为人才供应不上吗？当然不是。2009年高校和职专的医学毕业生有85万之众，可以说供应不是跟不上而是太多了。医生数量增长少的真正原因，还是让我们做个模型来探究吧。

假设有100万人要看病，现在开设了100家公立医院，每家医院有10个医生。这100家医院和1000个医生只能负担50万人的看病需求，所以还需要开设成倍的医院来解决另外50万人的看病需求。然而，100万人里总有50万是穷人，如果再开设100家医院，无非是把这些穷人的看病需求也解决了，在开设医院、招纳医生、经营管理的高投入下，从穷人身上却难获收益，这是赔钱买卖，卫生部门该干却不愿意干。

那么卫生部门不愿意干，能不能让私人去干呢？让私人去开办那100家医院不好吗？好是好，但是私人开办了这些医院后，还是瞄准了那不穷的50万人，反而把能为公立医院创收的病人抢走了。谁都知道，卫生部门和公立医院是一家人，用宿迁卫生局局长葛志健的话说，他就是“公立医院的总院长”，所以卫生部门会设置准入门槛和各种限制来抑制私人医院“抢生意”。

因此对于卫生部门和公立医院来说，保持100家医院的数量不变是最优的，尽管为此他们可能要超负荷运转——比如给70万人看病，但总比再开医院做赔本买卖或者让私人医院抢走生意要好。不要以为市场才有“看不见的手”，其实政府部门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会把资源配置到符合政府部门利益最大化。…[详细]

医生收红包被记者暗拍

“工作中有辛苦”不代表这是“苦差事”

一篇《家长们千万别让孩子们学医！！！》的帖子中列了“不做医生的九大理由”，这些理由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哪个行业又列不出这种“不做XX的N大理由”呢？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列出“不做官员的九大理由”：1、慰问群众导致N年不能在家过春节；2、官场应酬多喝酒喝到胃出血；3、怕被网络曝光连个名牌都不敢穿戴；……。别以为这是开玩笑，人民日报前年曾做过一个调查，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多达45.1%。

所以列出自己工作中的若干不如人意之处，不代表这份工作就是苦差事。…[详细]

做医生是好差事还是苦差事？

要回答这个问题，与其去分析各项指标，不如化繁为简——看大家对医生这个职业是趋之若鹜抢破头，还是避之不及没人理。如果是前者，那么就算从业者苦水吐出一脸盆来，也不能否认这是好差事。

首先看在“别让子女学医”的宣传攻势下，到底人们退缩了没有——根据《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等官方统计数据，2000—2011年，高校的医学毕业生人数从59857剧增到533618，增长7.9倍，而同期高校总毕业生人数增长也才5.8倍。

再看“没几个人愿意干医生”的口头禅下，到底人们还会不会追逐这个职位——现在竞争一个大医院的临床科室职位，已经激烈到没有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根本连竞争门槛都迈不进的程度，想谋得一个医生的职位可不容易。那些口口声声说“没几个人愿意干医生”的医生，何不辞职把位置让出来，让那些排着长队想干这个职位的人进来？

如果以前的医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误上贼船”，那么这几年医生的苦叫得不可谓不响，“别让子女学医”的劝说传播得不可谓不广，为什么还是没有阻碍选择医学专业和竞争医生岗位的人暴增呢？…[详细]

好差事中的若干辛苦，不过是幸福的烦恼罢了

其实从前面提到的模型中，就可以知道公立医院的医生是占了便宜的。公立医院借助卫生部门提供的保护伞，把那50万可以创收的患者垄断在自己的地盘里，避免了私营医院抢生意。实际上，2010年的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可达19600亿元，这么大一块财富，其中花在医院的部分几乎都收入公立医院的囊中（2010年公立医院接待患者人次占到了总数的91.9%），公立医院借此不但养活了自己，有的还向上级主管部门“纳贡”，有的还建起了比五星级酒店都要豪华的高干病房伺候“老爷”，有的还为主管官员们的七姑八大姨安排了工作。那么这种垄断利润有没有被医生分得一杯羹呢？答案是有。这从三个层面可以找到佐证：

第一，中国但凡占有垄断利润的部门，其员工收入无不让人艳羡，医院没有理由例外。

第二，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公务员的收入偏高了》一文中，给出一种测算方法：择业是人生大事，不可能马虎处理，若这个职业被抢破头，则说明其收入偏高了。当然周其仁先生为说明这个测算方法，给出了非常详尽和精辟的说明，可以参见上述文章以及后续文章《中国公务员收入偏高，这是事实》。

第三，从各种被曝光的“回扣门”中，可以发现医生加上回扣收入后所得绝不低，甚至高得吓人。而医生有回扣红包之类收入是普遍现象还是偶然现象？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杆秤。诉苦的医生似乎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好医生，绝口不提自己有这类收入，我们也不妨承认这些医生确实清白。但清白医生的存在就能否认“医生收入偏高”的总体评价吗？…[详细]

要之，虽然医生工作负担在加重，但这是为了维护垄断利润的代价，可谓幸福的烦恼。

“白衣天使”的说法有时会掩盖商业关系

混淆职责与道德的医生

面对批评，一位医生说：“只有等他躺在病床上等待医生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良心道德是什么”。这种说法颇能代表医生群体的一个通病——把职责与道德、工作与奉献混为一谈。

一个人躺在病床上，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医生的良心道德吗？恐怕不是。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无论是自己付费也好，还是政府代付费也好，总是给医院交了钱的，交了钱就要得到相应的服务，病人首先需要的是医生尽到医治的职责，这和在发廊剃头没有本质区别，但你听过“只有等他坐在椅子上等待理发师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良心道德是什么”的说法吗？

当然尽到职责与发扬风格并不矛盾，如果医生在尽到职责之外还能额外付出，那就真的体现了良心道德。对于这种额外付出我们是需要提倡和称颂的。然而我躺在病床上，你连职责还没履行就要我等待你的良心道德，这是不是扯远了些？还是你认为让我干等着才是应该，你的贵手动一下已经算施舍？

这种混淆叫谬赏主义

孙立平教授在《弄巧成拙的谬赏主义》一文中，借用读者的说法首次提出了“谬赏主义”这个概念。而《如厕摔死算不算“因公牺牲”》举了个谬赏主义的例子——我国的法规中，只要公务员是因为工作死亡的（比如上下班遇交通事故），就算因公牺牲。这是因为在80年代或之前，我们把原本商业上的交换关系理解为带有道德伦理含义的服务关系，比如将干好本职工作叫“奉献”，碌碌无为叫“敬业”，公务员叫“公仆”。80年代之后，公和私开始分开，私的部分以利益关系代替了原来的道德关系，因而工作不再是奉献，而是糊口的营生；但公的部分依然延续了之前的谬赏主义。比如汶川地震后本就该行使救灾职责的官员们被评为了英模，自带干粮救灾的群众却无一人获嘉奖，其遵循的逻辑仍然是体制内的工作是奉献。

谬赏主义在衰退，但在医疗服务行业依然根深蒂固

如前所述，今天的公立医院不但是收钱的，而且获得了额外的垄断利润，病人和医生之间是种商业关系——我付钱你服务。但“公”字打头，还是让包括医生在内的很多人看不清这种商业关系，反而满脑子谬赏主义作祟，觉得医生看病是在奉献，所以你躺在病床上不是在等待医生去完成服务，而是在等待医生的良心道德。这是对医生的谬赏之一。

医院患者排队，这本来是医院利用行政垄断地位得到的好处，但包括医生在内的很多人看不清这种垄断商业模式，反而觉得这是让自己奉献越来越多。这是对医生的谬赏之二。

在“我是纳税人，我养活了你”的观念轰炸下，今天的公务员们已经羞于把干工作说成做奉献；在“垄断国企”大帽子的压制下，今天的石油、电信、银行等行业也不敢把生意太火说成是负担太重。大概只有在医疗服务行业，谬赏主义还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医生只看见烦恼，看不见幸福；只看见付出，看不见回报，所以这个群体最爱叫苦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