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微博话题本期摘要

当下中国存在着较为普遍和严重的制度弊病。其中重要的根源之一便是行政部门主导了立法,将部门特权与利益"合法化"、制度化。 如何遏制部门立法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极其严峻和迫切的课题;现实表明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愈演愈烈。有鉴于此,天则经济研究所于3月1日下午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遏制部门立法﹒维护公平正义"研讨会 …[查看全文] [评论]

本期嘉宾档案

  • ·许章润
  •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信息:

  1. [上期回顾]:吴君亮 我们为什么推动预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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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羽君:部门立法有合理性

在宏观的意义上说,政府确实要参与立法。二十世纪,特别是后半期以来的趋势,世界各国的立法机关由于立法的负荷太重,确实需要委托一部分立法职能给行政部门 …[详细]

杨俊锋:人大需要专业化

人大没有起到真正的对公共利益的审查和判断的作用。议会来监督行政机关的立法,判断一个立法的合法性,这是法学上基本的常识,但是我们的人大现在都做不到…[详细]

毛寿龙:要摆脱部门立法

人大立法也好,行政立法也好,根本上都是部门立法。人大中负责立法的部门"法工委"本质上是一个机关,因为人大代表不是专职的,我们要想办法弱化部门立法…[详细]

秋风:法律是政策的替代品

法律被用来达成政治意志,追求短期的目标,这是我们立法,执法,司法产生扭曲的总的根源。它哲学上的依据是斯大林法哲学的核心原则,法律就是统治的工具 …[详细]

冯兴元:立法文化需要转型

立法如果不能反映民意,这个立法意图就是落空的。除了配套制度需要改进,立法的文化也需转型,政府的诚信要回归,权力要受到约束,使人民对法治重建信念…[详细]

张千帆:立法过程需要公开

立法过程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行政部门主导,是最糟糕的;另一类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看好的议会主导。但是现阶段折中的做法是立法的过程需要公开 …[详细]

许章润:中国可行现代民主

成熟的现代民主政治在中国具有可用性和正当性。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包括政治上的相对空间的拓展,实际上是现代文明在中国的胜利…[详细]

盛洪:要改变行政部门独大

宪政崩坏,行政部门独大,不受约束。任何人如果不受外在约束,必然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行政部门利益独大危害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改变 …[详细]

 

讲堂154期 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 [查看全文]

许章润: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机缘巧合,自然,环境,资源,立法的这样一个立法材料。各位知道包括《自然环境保护法》,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今天,都经过了所谓的大修期。在中国现在有林业局、建设部和环保部三个部门在插手这一部法律,我手上的材料是林业局前一段请行政系统的专家写的,要在3月5日散发给全国人大代表的这么一个材料,就是强调《环境资源保护法》的修订由林业局来主持最合适,建设部要分这块蛋糕因为牵扯到自然遗产保护,也有一大笔钱,环保部门也希望分这一杯羹。中国18亿亩的耕地之外,除了沙漠以外,很多的经济林,原始生态林,这里面也包括养熊厂这些机构,最后落实都是钱字。[查看全文]

三个部门角逐立法主导权,牵扯到四个问题。一是谁来提起法案,二是谁来具体起草法案,三是他们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四是这个法案如何变成立法,这也是最根本的。在成熟代议制民主立法国家不成问题,但是在中国的今天恰恰是重要的问题。这四个方面表现了三个问题,一是在中国的今天,无论我们公民个人还是行政机关,乃至于党的机构,在日常政治状态下都以立法作为利益博弈的手段来表达有限政治,所以立法是中国当今一个政治话语。二是政府及其下属部门是直接的利益相关方,里根总统当年所讲的不要指望政府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句话我们套用到今天,可以说不要指望政府来替你主张你的公正立法,政府本身就是需要公正的立法来加以限制的,这样一个意识。三是在当今中国,各位包括我们在内实际上插不上话,虽然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可以来表达关切,但是这种关切如何像成熟的民主国家那样,递送到利益代言人,通过利益代言人的议会党团活动表现为立法中的博弈,在中国的今天没有,所以这构成了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和语境。[查看全文]

下面我讲六点: 第一,部门立法在中国最近十来年里面还算是个进步。因为过去中国,就拿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博弈,政府各个部门,党政部门在影响社会生活,规制社会生活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一党专政底下的利益的博弈来获得自己的分管领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政策博弈,而大家知道政策博弈是非公开的,是权利部门之间的事情。由于利益分化,政策博弈有点向立法博弈过渡。刚才我讲的《环境资源保护法》三个部门介入,《反垄断法》也是如此,我们过去也看到了《邮政法》的修订,民营的城市快递机构,邮政总局等等,彼此之间的博弈都表明中国的治理格局从政策博弈正在向立法博弈过渡。而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博弈相对于政策博弈,我觉得还算是个进步。[查看全文]

但是,问题这种政策博弈向立法博弈的过渡,造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部门立法,既然是部门立法,那就是说部门的利益绑架了立法过程,政治民主缺位导致了立法民主迟迟未能登场,使得落实政治意志和政治决断的这样的立法过程,成为权利内部的利益分赃过程。立法博弈变成了权利部门的内部利益分赃,所以我想盛洪兄讲如何克服部门立法,讲的是如何避免这样的立法过程变成利益的部门分赃,与其说是部门立法,不如说这是官府立法。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查看全文]

第三,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官府立法真正变成一个政治民主的落实机制的这样一个立法民主化进程,如何充实立法机构的代议性,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技术性操作。在这个地方我想了六点,分为技术层面,专业性层面和体制层面,政治层面来谈,从技术层面来看,提请立法权的多元化,各位知道现在能够到人大提请立法都是党政部门,一些非党政部门其实属于二行政的,比如说妇联,工会,也具有提请立法的权利,真正作为立法所要规制的其他的利益主体在这个场合是缺位的。比如说《邮政法》要规制的是邮政机关和广大客户之间的关系,以及私营机构和国营机构之间的关系,但是恰恰在此,客户和私营机构是缺位的,他们没有立法的机器。怎么样在技术上使立法提请多元化,我们以什么样的具体规定能够使得比方说五千人签字,还是一万人签字,人大代表有多少人联署,这个没有意义,有了这个规定以后,如何通过议会党团活动来落实这样一个联署权和提议权,否则这样的规定等于形同虚设。比方说黑龙江的警察提议,公务员,尤其是警察,关于他的体重身高,不得肥胖,做家务劳动应该给予工资,诸如此类都提出来了,通过党团提议来过滤,来落实,这是技术层面。[查看全文]

刚才也有人讲到中国还是延续着革命年代大民主,两千多来了,哗啦啦提了提案提上去了,这不行。提案要变成法案,法案要变成立法,中间要有审议阶段,审读阶段,目前看来没有。通过国务院法制办,地方法制办,这些算是审读,如果强化之后再进入审议阶段,这也是制度安排。 谁来起草法律,今天真正有能力起草法律的人要么是政府,要么是专家,包括律师集团。刚才谁说的主妇也可以参加立法,这是不行的,这是大民主,主妇不能参加立法,只能在家里做饭,立法是专业性的。一般做了主妇之后她的身份就是主妇,这就是儒家民主幼稚之处,也是不能适应现代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层面来考虑,可不可以委托性的法案起草机制,中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条例的修改,律师法的修订,曾经委托过重庆市的律师,重庆市有一个长胡子的人大代表,每年提阳光法,每年都不通过。这个法案成为律师法修订的重要参考,技术专业性层面,怎么样以代议性来落实立法的民主性。从体制和政治涉及到深层,广泛的程度恐怕一时间做不到,但是是个目标,人大代表也好,我们在中国叫人大代表,议员的竞选和直选的体制。[查看全文]

2000年,在天则所,搞了十几个专职委员,当时挺兴奋,包括我们认识的几位朋友都成了专职委员,其实他们专职的原因既是委员,又是人大立法机构的高官,并不是专职委员。在中国的今天利益分化是明显的事实,我觉得应该让利益集团公开亮相,合法活动,中石油、中石化是利益集团,浙江的放贷商人也是利益集团,牵涉到公民结社结会的自由。 第四,在中国的今天,大家都说摸着石头过河,闯出中国的道路,我也不反对。因为经验主义和实践理性是重要的思维工具,问题是西方先民主起来的国家,他们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样板,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拿来,还在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我的意思是说成熟的现代民主政治在中国具有可用性和正当性,没有必要用闯出中国的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搪塞的借口。台湾的民主也是一种模式,可以为我们所用。就是说要学会容忍,并且学会议会斗争,从革命政党尽快转化为和平时期的真正的政治的议会政党,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名义上的国家最高权利机关与实际的国家最高权利的统一,这是所有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这些先民主起来的国家,在国家建构和建设现代政治政体过程中间,都曾经遇到的问题。[查看全文]

中国现在名义上最高权利机构是人大,实际上就是九个人,如何使九人和人大实现统一,这牵扯到了构建现代政体的中国任务。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比方说英美国家的社会本位,议会主权,法国的国家本位,苏联和中国基本上是党国本位,一党主导。我相信未来的情况必将逐步过渡到议会主权这样一个社会。[查看全文]

第五,在中国的今天,经由社会发育和立法的民主进程的进步,也许会倒逼出政治的民主化。西方通过司法的民主化,司法独立,倒逼出政改,现在看来此路不通。能不能通过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发育,立法民主化,倒逼出社会民主,根据我的观察来看不太乐观,可能最后的结果还是要通过政治上的民主化,然后带动法律的立法民主化。现在人们常常讲叫顶层设计,我不太喜欢这个词。[查看全文]

第六,也是虚的一条,中国今天的有限成功,包括社会的发育和经济的成长,究竟是中国文明在现代的胜利,还是现代文明在中国的胜利?这个问题是要讲的,不讲的话会助长政治保守主义的回潮。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包括政治上的相对空间的拓展,实际上是现代文明在中国的胜利。部门立法,对这个问题的克服还是要采取现代文明在中国的胜利这样一个道路,而不是回到过去。我就讲这么多。[查看全文]

 
 

"未来五年的改革有三个关键因素,限制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这三点的突破在壮大社会。保障立法的公正,最终需要保障各个利益群体的立法参与权,使得公众都能在一个平台上平等的表达诉求。"




  • 第153期:吴君亮
    为什么推动预算公开

  • 第152期:于建嵘
    社会学者眼中的公益

  • 第151期:郭道晖
    82宪法回顾与展望

  • 第150期:易延友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

  • 第149期:刘仁文
    中国的死刑改革之路

  • 第148期:张雯
    基金会如何透明

  • 第147期:谢丹阳
    中国经济的全球定位

  • 第146期:丁学良
    中国为何"四周皆敌"

  • 第145期:展江
    青年如何观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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