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微博话题本期摘要

“100年以前不只中国,世界上再文明再人道再讲人权的国家也没有意识到不依赖死刑治理社会,当时他们的死刑不亚于我们,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如果到了这个社会,只有一种情况我同意保留死刑,即功利主义,如果废除死刑会导致更多的人被杀,那为了整个社会的平安以及更多的人活下来,就不废除死刑。但随着人类刑法制度的文明演进,已经可以脱离死刑而且可以使这个社会得到好的治理。”…[查看全文] [评论]

本期嘉宾档案

  • ·刘仁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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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对死刑的看法

如果废除死刑会导致更多的人被杀,那为了整个社会的平安就不废除死刑。但随着人类刑法制度的文明演进,已经可以脱离死刑而且可以使这个社会得到好的治理 …[视频]

中国的死刑改革之路

历史的前进总是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且不说20年后能否消灭,当务之急是,现在的死刑改革就此止步,刑法上还有55个罪名,这拿不出手 …[视频]

吴英案引发对死刑的思考

历史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并存。在媒体充分发达的社会中,信息的传播很快,搞媒体的有大文章可做,一个个案出来从哪个方面去引导非常重要…[视频]

大众对死刑的认识还需过程

我的使命感其实很简单,很多东西你如果喊大的口号,我觉得也看不到,我只能从我自己的自身权益出发,包括创作的自由,出版的自由,新闻的自由 …[视频]

 

讲堂149期 刘仁文 中国的死刑改革之路 [查看全文]

中国的死刑改革之路[查看全文]

去年有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特别是李昌奎案,李昌奎案与药家鑫案有联系,因为后来的理由是,药家鑫只有一条人命判了死刑,李昌奎两条人命没有判死刑。李昌奎案完全是基于社会民意的压力,这里不排除证据以及上级领导同志的压力,但云南省高级法院在同一个事实而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证据就把李昌奎改判不符合程序。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一个案件经过两审以后就生效了,生效后李昌奎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就送往监狱服刑,法治社会强调生效判决以后有效,但我们法律制度有一个刑事暂行制度,刑事暂行制度也有前提,即要有新的事实和证据,否则不能随便发起。李昌奎案没有看到新的事实和证据,在同一个犯罪事实同一个证据的情况下就把在监狱里服刑的李昌奎提出来重新改判,判了死刑。而李昌奎一方毫无过错,没有证据证明他在一个判决中拉拢了法官、贿赂了法官或者有司法腐败。改革以后,在中国执法环境下,很多法官、法院继续贯彻落实所谓的小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下动力就不是那么大了,勇气也非那么大了,甚至稍不注意这个案子判得不公平,说改判死刑就改判死刑?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李昌奎案后各地在裁判死刑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目的是为了求稳。

各个地方法院报来的死刑案件数量在最高法院显著增加,这是我通过读报而得到的信息,因为死刑数字是国家机密,谁也不知道,我们也只是猜测。而在国外我们要适当的替中国辩护、解释,因为涉及到人权方面的斗争以及指责。在国内是另外一个问题,有机会进行讨论,但死刑数字还是要朝着公开的方向前进。

《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会登一些文章说法院系统怎样继续深化、推进、加强法治意识与法治理念的教育,我的推测是更高的领导同志说这个法院水平不行,所以法院系统要搞社会的法治理念教育,但愿我的猜测与评论属无稽之谈。中国的死刑不说重大的倒退或拐点,但怎样继续死刑改革,朝着2007年以来特别是2011年刑法立法上取消死刑迈出的第一步,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我国的死刑改革刚刚开始,刚刚朝积极的方向前进并且距离差距很大?因为个案或偶然性因素导致有关领导同志或有关上级部门发生一些不是特别正确的认识,而且法院系统甚至包括检查系统对死刑改革的积极性不是那么大,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给大家讲一个数字,截止到2011年底,联合国的会员国是196个,其中104已经彻底废除谋杀罪和其它一切普通刑事犯罪的死刑,当然这里面有个别国家军事刑法严重以及有关战争特殊时期的犯罪。但在和平时期所有犯罪联合国196个会员国中104个彻底的废除了刑事犯罪和谋杀罪的死刑,104个中有96个废除了所有的死刑,包括军事刑法上的,包括特殊战争时期。剩下的92个国家法律上还保留有死刑,其中只有43个在过去十年内执行过死刑(在过去十年只执行一个也包括在内),早几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号召那些还没有在法律上彻底取消死刑的国家也暂停执行死刑,比如台湾地区连续多年没有执行死刑,去年在民意的压力下恢复了死刑,原来的法务部长在很大的压力下也不签署死刑执行令,宁可辞职,政治家的这种风范,为了自己信仰也不签署死刑执行令。在过去十年内哪怕执行过一个死刑的只有43个国家,在联合国会员国196个国家中少于1/4,时代发展非常快。

吴英案的反思:[查看全文]

在这里我说一下吴英案,第一,吴英真的不能被判处死刑,如果在李昌奎案、药家鑫案有民愤,但在这个案子中有民意同情她。第二,集资诈骗罪设置死刑是不科学的,刑法中普通诈骗罪从没有死刑,没有死刑的理由是,你盗窃诈骗都是财产犯罪,盗窃是我没有任何过错,完全是盗窃人的过错,所以盗窃在过去是死刑,后来取消了,1997年取消普通盗窃罪,但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国家金融机构还是死刑。台湾对此很不理解,为什么盗窃普通老百姓不判死刑,为什么盗窃银行要判死刑?盗窃普通老百姓的东西会更痛苦,但银行的东西是国家的,国家不会有老百姓那么痛苦,而且银行有很多保安,设计得很严密,肯定是疏于防范,把银行盗窃成功,那这个人是天才,我们要保护他,把他杀了太可惜了。台湾人的观念跟中国大陆人的观念不一样,也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对国家财产保护的重要性。盗窃罪在《刑法修正案(八)》全部取消了死刑。

回过头看来诈骗罪,立法的理由很简单。盗窃罪过去之所以设死刑是因为你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但诈骗罪我非偷抢,是你同意的,所以诈骗罪里一定是受害者有轻信或贪便宜的心。集资诈骗恰恰也是因为贪便宜,所以立法逻辑有时候有问题,这只能解释在立法时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在立法过程中,在观念里是国家银行、国家的东西必须要保护,国家的银行就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涉及到国家安全,这样一来危害性被夸大。但现在的市场经济的机制已经健全起来,这一块也不会出现当时那种不可控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集资诈骗罪在《刑法修正案(八)》讨论时已经属于要不要取消的清单上,有人估计在下一步取消死刑的罪名中,集资诈骗罪肯定会取消。在这样一个立法前途指日可待、方向明朗的情况下,这样的罪名我建议废除,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判了死刑。前段时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去视察温州一带因资金断裂的企业,这涉及到经济安全、经济稳定等,我希望法院、法官有这样的担当。温总理的整个人格或者整个思想体系绝对是文明化的,绝对没有说要吴英案判死刑,他作为一个国家总理对经济形势出现这样的问题做这样的表态是可以的,但我们的法院能不能因领导对这种行为而严打或判处死刑?我特别希望最高法院高度看这个问题。那是否一定判死刑就是严厉打击了?判死缓、无期徒刑难道就不可怕吗?能不能说因为吴英判了死缓或无期而不可怕?这是很可怕的事。最近我看到一个经济学家说吴英在若干年以后会是一个功臣,是检验中国死刑的一个牺牲品。如果的话,判五年、十年也是严打,如果判无期、判死缓更是严打,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判死刑立即执行是一个问题。再一个落实的个案特别是死刑的命运,这个人永远不能把他作为一个工具,还是看本人的罪刑能不能判死刑,就算你另外一个目的或目标是高尚的、有效的,也不能把她作为工具,这不符合立法原意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

所以,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推进死刑罪名的削减,经济犯罪要首当其冲,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改革开放之初经济领域里比较混乱,管理经济的经验不足,而且基础性的法律法规也未制定。在那种情况下基于立法的本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不支持他,也可以理解。现在时代不一样,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熟,在经济领域里基础性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也较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不适宜对这些罪名判死刑,因为我们只要树立一点,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过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可的:人的生命无价,多少钱也买不来命。法律中很多东西非常有意思,过去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人遭受物质损害可以提起民诉,如果遭受精神损害,比如被强奸,家里要赔偿是不行的,刑事负担民事不承认,不承认的理由在哪里?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庸俗化的用钱来衡量,如果都用钱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任何钱买不来命,生命是无价的。如果同意这一点,那所有非暴力的犯罪,不是剥夺他人生命为代价的就不要判死刑,不判死刑不是说要判死缓或无期,高晓松被关了6个月也是不得了事,如果关上十年、五年更不得了,所以一定要还原至具体事实,绝对不是不严打,严厉打击判20年、10年也是不得了的事。早期跟司法部门一个官员一起开会,他说《刑法修正案(八)》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把有些死刑废除但有期徒刑提高了,监狱里很多人没了指望,过去年数少一点,还可以好好改造,减刑出去,现在把这个门槛提高,有的还不允许假释,没了指望,监狱里的压力非常大,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监狱里的人没了出去的希望,改造的信心也没有。我说,死刑要减少,但身心要提高。根据德国一个刑法学的研究,一个人在监狱里被关了20年,这个人就废了,就没有返回社会的能力了。

通过吴英案可以看到中国司法容易受到外界干扰,比如民意、领导、上级部门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死刑罪名在立法上没有取消掉,在司法中总是让人提心吊胆,不放心,一旦有需要还是要用这个条款。所以从长远来看,寄希望立法上逐步取消死刑,当务之急取消经济犯罪,后取消腐败犯罪,然后取消不严重的暴力犯罪,最后再看能不能讨论取消严重的有预谋的杀人罪。

网友提问:去年年终有两个案件: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我很想问的是最高法的死刑复核是怎么走的?郑筱萸案、邱兴华案杀得很快,为何一下子就复核了?吴英案在最高法时有什么样的正当程序?[查看全文]

刘仁文:法律上就没有明确死刑复核多长时间。刚才讲到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下,有的特殊案件可以特办,复核得特别快,有时候为了被害人或者当地民意一个交代或者上面领导同志有直接或间接的批示、指示。我希望这个时间不要太快,太快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判处死刑但不执行作为中国到彻底废除死刑的过渡,即判处了死刑但不执行,现在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保留死刑但没有执行?是因为有一个专门环节,把死刑的执行从法院系统拿出来,由司法部来管理,监狱、劳改劳教都是法院只管判决,政府管执行,这最初来源于西方社会的权力分治,这样的好处在于国家还没有具备废除死刑条件时,法院在一定时可以迎合民意判死刑但不执行,法务部这一边不签字,不执行。这个不执行不是消极怠工不执行,而是里面带有很多程序的完善,比如说国际公约中的一个要求,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申请特赦的权利(封建社会都有),现在最高法院自己很快核准,核准以后规定7天执行,7天时间连提起赦免的机会都没有,一个讲人道的社会要给人家这个机会,让人家提起,但中国没有。第二,法务部长也不是随便说同意或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有理由,有程序把关。比如日本奥姆真理教教皇(在东京地铁释放毒气),法官判了死刑,但没有执行,因为他的律师提出他有精神病。再比如福建南平案,南平有精神病,当时有报纸报道他杀了几十个小学生,现在中国大部分家庭是独生子,前面说到国家在死刑执行阶段有一个赦免制度这是一个理由,法律总不能说这家两个孩子判死刑,这家是独子不判死刑,法律只看事实。赦免讲的是统治阶级的德行,夫妻双方几代都是一个独苗,赦免一下也不会有很大的民愤,当时民愤很大,但判处几年以后,被害人的痛苦减弱了,特别是通过国家的救济、通过倾听分担他的痛苦,最后可能就接受了。

南平案刚开始说他是精神病,后来把他毙掉了,精神病问题在科学上无法百分百解释,所以西方发明第三种理由:这个人有严重的人格症。在新疆的阿克毛(英国人)被我们国家判处死刑,当时整个欧盟抗议,我们的报纸很得意的报道说我们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司法的主权。英国首相给我们国家领导写信求情,我们媒体报道很得意,说不领他的情。但一个国家的元首为他的公民不惜向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反复求情,这种精神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当时我在英国的学术界朋友跟我说,不是要求中国无罪释放,那样干预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我们完全尊重中国的法律,尊重你们的主权,但能不能不判死刑?因为这样的案子当事人有严重的精神病。我说福建南平、邱兴华这样的案子都被判处了死刑,都认为他们没有精神病,把一个坐飞机携带毒品的鉴定为精神病人,这是不可能的事。也就是说中国的刑法没有人格症一说,精神病也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只有判处死刑。所以我们对刑事责任评估要设有过渡措施,有严重人格症的人不要判死刑,判死刑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人确实有毛病,有毛病的人对死刑没有刑法感受力。这样的案子有巨大的漏洞:第一,对精神病存在被精神病,程序上不公平,另外真正存在的精神病人,从我们刑法上来说,只要鉴定你是精神病人就放出去,不构成犯罪,这怎么行?我们的刑法一定是保护社会,这是刑法的重要目标,但对于精神病人来说就不是简单的惩罚他们,而是要治疗,美国当时刺杀里根的精神病人到现在还关在医院里,这比有期徒刑还重,这是无限期的,但有权利、有机会定期请求法院进行诊断,病好以后就放我出去,但经过诊断没有好,现在还被关在医院里。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进程大家可以看出,如果不涉及非常细致的设计,就会有粗糙的执法,要么放掉,要么杀掉,这对当事人和社会都不公平,你把他杀掉对于他不公平,把他放掉对于社会不公平,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刑事责任分层体系,然后辅之于特别公平公正的程序。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著名思想家、著名学者是支持死刑的,但我要说明一点是,整个社会演变到现在,从公共政策角度有其它办法来治理社会,来对付违法犯罪,基于人道主义的政治信仰,基于治理社会的更好手段,政治家决断不采纳你的观点,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科学能解决的。




  • 讲堂特辑:韩寒
    我的使命感是要自由

  • 第147期:谢丹阳
    中国经济的全球定位

  • 第146期:丁学良
    中国为何"四周皆敌"

  • 第145期:展江
    青年如何观察中国

  • 第144期:孙立平
    社会重建如何可能

  • 第143期:潘鸣啸
    上山下乡运动后果

  • 第142期:刘苏里
    学术思想类图书观察

  • 第141期:王巍
    谁在推动金融阴谋论

  • 第140期:黄道炫
    革命的张力与限界
  • 监制:翟红新、王齐、窦瑞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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