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红色为卖淫非法化国家

我国法条对卖淫嫖娼的规定：轻则违法、重则犯罪

《刑法》第六章第八节规定：组织卖淫、强迫他人卖淫都属犯罪行为，情节特别严重可判死刑。（但一般的卖淫嫖娼不算犯罪，除非传播性病或嫖宿幼女）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卖淫、嫖娼都应处以拘留，可并处罚金。（未对双方自愿无偿性行为进行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

国务院颁发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规定“可对卖淫、嫖娼人员实行收容教育”。

迟夙生的建议是中国特色的“卖淫非罪（刑罚）化”

虽然在新闻报道中，迟夙生的名字常与“卖淫合法化”同时出现，但她的字面建议一直是针对《刑法》而去。比如，她建议删除“组织卖淫罪”但保留“强迫卖淫罪”，在“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前面加上“未经许可”，等等。

可见，迟夙生的建议主要是将组织他人卖淫者“非罪化”，尚未建议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一系列法律进行修改，与真正意义上的“卖淫合法化”并不同。…[详细]

“卖淫合法化”的主要思潮

1.性交易在事实上难以消除

譬如，在国家控制力极强的前苏联时代，卖淫现象都不曾根除过。而在据说曾经让卖淫现象绝迹的中国，1984-1998的14年间，查处的卖淫嫖娼人数增长了约192倍。…[详细]

2.性交易是一种职业，不可入罪

联合国在《联合国削除所有形式的对妇女歧视的国际公约》中规定，“妇女有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的权利”。随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确认︰自愿卖淫包括在“自由选择职业”的范围之内。由此，联合国文件正式确立卖淫为应该保障的职业自由。该条约有180多个成员国，中国是最早的缔约国之一。此外，联合国文献在1959年（“关于个人和卖淫中的交易的研究”）提出，卖淫本身不应当是非法的。

3.应将性交易业从“地下”转为“地上”，加强管理

这便是在北欧国家常见的模式：实行准入制及严格管理，承认妓院的法律地位；加强例行体检，保障性工作者的合法工作权利；并借此消除腐败和有组织犯罪。

当然，迟夙生也认识到了这些，她在2006年时曾表示“先修改这些条款（刑法），再联动修改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准备了材料“关于尽早出台对性从业者行为规范立法”…[详细]

“卖淫合法化”的国际阵营分野

自1984年澳洲维多利亚省首开卖淫合法化先河后，众多国家纷纷打开了性交易合法化的大门。如以荷兰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加拿大、以色列、新西兰、绝大多数的南美国家等。…[详细]

此外，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俄罗斯、中国大陆以及多数非洲国家仍然认为卖淫是非法的。

荷兰的“橱窗”

“卖淫合法化”可能带来的好处

1.降低性犯罪率

如美国Cundiff副教授的文章认为“卖淫合法化能降低性犯罪率十万分之8.6”；丹麦的研究发现，在色情业非罪化后，性犯罪率反而有明显下降；此外，美国内华达州的“性特区”亦让该区性犯罪率减少。

2.降低性病感染率

台湾“卫生署”曾于1991年8月公布这样一组数据︰“以梅毒为例，台北市公娼患性病率为百分之0.42，私娼则高达百分之17.31，私娼的患性病率为公娼的42倍，而且很多私娼未经检查，这个数字还是低估的。”

3.为国家创造税收

40万性工作者每年为德国创造超过60亿欧元税收；经济落后的希腊，其每年卖淫业收入也高达50亿欧元。

此外，卖淫合法化可能还会带来“消除警界腐败、降低有组织犯罪率”等正面效果。

然而，“卖淫合法化”并非“药到病除”

即便理论上合法化之后性工作者的卫生健康状况会有好转，但2006年一项研究发现，荷兰约有7%的女性性工作者携带艾滋病毒或患有艾滋病。拥有多个性伴侣终究会增加风险。

此外，很多性工作者是迫于经济压力才从事这一行，所以对“改善工作环境”并不是很积极。甚至在“合法化”后也不愿去登记，一方面是出于名声考虑，再一方面也希望逃税。

卖淫合法化的东欧已经成为组织妇女偷渡者的目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外国妓女的比例几乎接近80%，其中的70%并没有合法身份。同时，童妓规模依然在扩大，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也在增加。黑道势力扩张、贩毒、买卖人口等新问题都已经在荷兰出现。

即便把“卖淫无罪嫖娼有罪”搞得有声有色的瑞典，国内的嫖客也没消失，只是跑到邻国丹麦继续买春，而国内为数不多的卖淫者也已转入地下，又快成了“卖淫有罪”时的老样子。…[详细]

台湾妇女团体反对性剥削

道德论战 永无终点

在卖淫问题上，道德因素的考量是无法回避的。在世界上实行卖淫非法化的国家，将卖淫定为违法或犯罪的几乎唯一的理由就是道德。

无论是国内学者的学术论文，还是台湾地区的“立法委员”所著文章，在谈及此问题时都会通篇陈述自己心中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天平。

反对者认为性交易自古以来便是“见不得人”的行当。没错，曾有合法化支持者到几个著名的“卖淫合法化”国家考察，最终感慨——“无论法制上看似多么开放进步，性工作者得到的歧视还是比尊重多得太多。法制终究无法取代道德，只能伪装道德”。

然而，支持者也可以举证：人和社会观念亦在不断进步，在1981年时，42%的西德人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进行性交易”，到了1994年时，只有25%的西德人还这么认为了。

诸如此类的论战，时至今日还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且看不到任何可以结束的迹象。

具体实践中不妨运用“实用主义”

想在道德争议如此之大的问题上达成妥协，可谓难上加难，因此不如讲实际利益。

譬如荷兰，不少学者在抛开道德因素的前提下分析性产业政策；在立法环节中，体现的则是性工作者、政府和市民等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有些荷兰学者和议员也深知，目前政策仍有许多问题，但“如果不合法，情形会更糟”。

而台湾人在这方面来回拉锯的经验亦不少，十几年论战下来，写报告的人首先要讲“无论其道德争议性，台湾的性产业，今日已经是……”，写评论的人收尾时更要总结“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

起码可以先从废止卖淫劳教制度开始

一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便可以把卖淫嫖娼者送去劳教（一至三年），一份《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就可以把人送去收容教育（半年到两年）。这样随意性十足而过于严厉的处罚，早已超越了卖淫嫖娼“违法却非罪”的程度。

而且，在这种局面下，卖淫女性对被抓的担心超过了对其他一切事务的考虑，因害怕失去自由，她们不得不求助于经营者、皮条客、黑社会和腐败的警察，这不仅增大了该人群遭受凌辱盘剥、暴力和强奸的机会，也让她们加速沦为一个彻底无权利的女性群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