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梁伟驰制图）

中国的外交宣传主打“感情牌”

媒体上能够出现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不是随意称呼的，这是中国特定的一种外交用语。纵观历史，“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官方的和私人的两种，有媒体曾在去年检索了1949年至2010年的《人民日报》，发现有601人曾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来自五大洲123个国家，中国人民可谓老友遍天下。

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相对应的另一种我们常见的外交用语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再对1949年至今的《人民日报》进行检索，发现有140多篇文章里出现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样的话语。

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指外交宣传）是羞于谈利益，善于并且主打“感情牌”，这一点上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的相处之道的，所以出现这样“另类”的外交用语，也不算很神奇。…[详细]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以分为四代

在193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和195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绝对不是一个概念，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虽然都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这个群体实际上可以分为“四代”，他们之间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为界。

一代老友，是那些在20世纪的上半段，怀着理想主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或通过各种形式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出力的人们。从思想上看，他们大多倾向左翼（左翼是当时的进步思潮），同情工人、农民和所有劳苦大众。他们的职业以记者、医生为主，其中的很多人我们至今仍然耳熟能详：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

二代老友，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登场。他们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建国之初的特殊外交形势下，与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政治家们。在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冷战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需要找到一批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来自盟友国家或政党的政治领袖纷纷成为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老朋友”，其中就包括刚刚去世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还有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

三代老友出现的标志，则是1972年的中日建交和基辛格访华，他们是为国家友谊破冰的人们，尤其是为中日、中美、中英、中法、中德关系的正常化作出贡献的人们。三代老友们的形象将更加“衣冠楚楚”——迥异于革命和内战的年代，在新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环境下，能够为“友谊”发挥更大作用的不是记者和医生，而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精英人物，比如基辛格、田中角荣。

四代老友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他们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他们是最“杂”，也最没有形成规模的一批。他们中的一些人，帮助中国和世界建立了经贸往来；另一些人，则在中国融入各类世界组织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最著名的四代老友是萨马兰奇。他曾说：“我在全世界取得过许多荣誉学位和荣誉称号，但最珍惜的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记者斯诺是相当著名的“中国老友”

站在鸡蛋一边的老友

以代际划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极其丰富、复杂的群体，很难给他们安上统一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1949年之前来到中国的一代老友，是最“纯正”的老朋友。

当他们来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还只是一支相当弱小的力量，国民党才是执政党，日本人正侵略中国。可以说，在那时，并不是共产党选择了他们，而是他们选择了共产党。

这种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是简单的“站队”、“押宝”，也不是怀有单纯的人道主义便可做到——要知道，当时抵达共产党根据地的记者、医生及其他外国人，都是历经艰险，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他们所做的，是打破新闻封锁，去报道官方禁止报道的话题，去救助一度被视为异己、敌人的力量。

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站在“鸡蛋”一边的人。后来，世事变化，时过境迁，这群人的命运也发生了令人唏嘘的变化。

老朋友也有批评中国的时候

被列入老友名单的人，并不等于是现存秩序的“死忠”、“脑残粉”，更不等于被利益收买的人，也多半不是什么投机主义者。事实上，相当多的老友（大多是第一代老友）都曾公开批评过政府，有的直接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反感个人崇拜，有的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有的始终关心着中国人的公民权利……

就拿最著名的老友、曾经在国庆节与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埃德加·斯诺来说，他的传记作者伯纳德·托马斯这样评价他：“尽管中国和30年代世界的可悲状况使斯诺变得激进，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取代，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他那固有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内在冲动。”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斯诺一直注意捍卫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完整人格。

当然，中国待老友不薄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政府不吝给予高度礼遇。

高级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是一种常见的款待方式。即使是导演伊文思、英国作家韩素音这样不具行政级别的文化界好友，只要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情足够深厚，也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聊天、吃饭。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老友，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

一般来说，领导人在任期内和退休后的生活落差很大。而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自北京的友谊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去世时，《人民日报》曾经用整个头版进行专门的报道和纪念；中国曾经以很高的规格邀请已经下台的尼克松到中国访问；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曾设家宴款待日本政治家西园寺公一，祝贺他的八十寿辰……

一部分“老朋友”受到诟病

去年春天，卡扎菲和穆巴拉克相继被赶下台。一个段子开始在网上流行：“当今世界三大濒危物种：大熊猫、金丝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作为政客，“老朋友”中的“老”字已然带有讽刺意味——尤其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人们的理解中往往等同于卡扎菲、穆巴拉克等独裁者。

穆巴拉克的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被《人民日报》十度以老友相称。他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来源于他的对华友好态度，所以，他大约可以被纳入“三代好友”的行列之中。穆巴拉克本人曾经十余次访华，先后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不过，能够以埃及领导人的身份与多代中国领导人维持关系，也不能不说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可见他霸占权力的时间有多么长。结果，他在短短18天的时间里就被抗议的民众赶下了台。

比穆巴拉克下场更悲惨的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但与网上盛传的说法不同，这位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上校从未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官方话语中。理由很简单：卡扎菲在任期间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他更像是“台湾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卡扎菲宣布承认新中国后，却告诉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大使馆”不必撤离。也就是说，他在事实上实施了“两个中国”政策。直到1978年8月，利比亚才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卡扎菲和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眉来眼去”的暧昧关系。

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整体污名化应该得到纠正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名单里，有些人的名字确实很不光彩，如波尔布特（柬埔寨）、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蒙博托（刚果）、穆巴拉克（埃及）等，这些人历史都将给出或迟早给出正确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老朋友”只占少数。

实际上，位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榜单前列的，有各种各样的人物：记者、作家、政客、商人、科学家、电影导演……看过这张榜单你就会知道，穆巴拉克这样的专制国家领导人只不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为数很少的“非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