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河南老百姓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

自1944年豫西会战以来,“河南老百姓(或农民)帮助日军打国军”的说法屡屡被人提起,痛心疾首者有之,同情者有之,为河南百姓辩护者亦有之,把河南百姓(或河南农民)说成“汉奸”“亡国奴”的也大有人在。这种说法近期因刘震云被广泛传播,但最早却出自从豫西败退的国军之口。

刘震云说:河南老百姓“为日军带路的,……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

《温故1942》中,刘震云在讲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之后,在结尾处用大段文字谈论了所谓的河南百姓(农民)“帮助日军解除国民党武装”的问题:

“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1943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1943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据数据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

刘震云还引用了当时在华采访并详细报道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说法:

“农民们一直等待着这个时机。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P199)

就此,刘震云得出结论说:“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1943年至1944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国军战败后的检讨确实曾提到:“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国民党)军队”

其实,“河南民众帮助日军打国军”的说法最早应该出自豫西会战(即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中被民众解除武装的国民政府军。国军战败后,在此次战役的检讨中明确提到:

“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枝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于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间阎,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又敌在行政下级干部阶层及各乡镇、各警所,多已隐伏汉奸分子,淆惑民众,阻扰国军,无不用其极。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开伪保甲长会议,当时民众竟尔持旗欢迎。当时宜阳县地方团队奉令破坏洛宜段、新、洛、潼公路,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倭军为辞,持械抵抗,入夜又潜将破坏处修复。以上不过举其一例,政治如此,更安所望于军民配合之原则耶?”(《1944年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摘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253)

针对此事,据传1943年在湖北省国军将校有人说:“(河南)农民们希望受到敌人的管辖,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政府下做自由的农民。”(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P115)

此外,此次战役的负责人汤恩伯为了逃避战败罪责,也拿这个说事,称豫西百姓是土匪汉奸,将其战败归咎于被民众缴械。

然而,此说法不符合史实,刘震云的叙述,至少存在三大史实错误。

史实错误一:缴国军械的是地方武装,而非普通百姓

从上文可知,刘震云引用白修德的说法称“农民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这是流传最广的关于“河南老百姓帮助日军打国军”的说法。其实,稍有常识者都会怀疑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农民仅靠“猎枪、大刀和铁耙”就能“整连整营”地缴全副武装的国军的武器?而且如上文所说,“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于截留”,如果真是农民,要这些干什么呢?史实证明,老百姓很少缴国军的械,解除国军武装的主要是以下势力:

一、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的“地方自治”武装素来与国军不睦

其实,豫西特别是宛西(包括镇平、内乡、邓县、淅川等县)一直没有真正纳入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中。从1930年代开始,地方强人别廷芳在宛西搞地方自治,成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独霸一方,是豫西的实际统治者。这些地方武装既不归属于国军,也不归属于共军,更不归属于日军,并且在当时与国共军队都屡有冲突。在这些地方武装的治下,豫西老百姓们同样屡遭盘剥,命如草芥[详细]

史实证明,这些独立的地方武装才是收缴国军武装的主力。据当时汤恩伯的嫡系部队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讲:“当日寇迅速地攻占了郑州、洛阳,继而攻占了叶县、临汝这些要地之后,便形成封锁嵩山麓山的态势。溃不成军的汤恩伯部,便在山区里乱窜,见日寇即逃,可是见了山区的人民则凶狠之极,烧杀抢掠,鸡犬不宁。当时,豫西土黄帝别庭芳遗留的武装力量,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人民,袭击汤军。由于汤军自溃乱之后,纪律荡然,人民恨之入骨,这样就被地主豪绅武力头目所利用。(别庭芳当时已死,由刘杰卿及别庭芳的儿子等仍旧打着他的旗号继续称霸一方。)汤军各部已成惊弓之鸟,溃乱的部队也闹不清情况,只要一闻枪声,即以为日寇追到或挡住了去路,甚至在一声吆喝之下,就相率缴械逃命。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就是这样在豫西被乱枪打死的……汤恩伯的卫队也被如此缴了械,指挥全军的电台同时丢失,汤本人化装伙夫才逃了出来。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团队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损失很大。”(文强《“中原王”汤恩伯》)

相同说法还出现在江上青的《政海秘闻》(P166-167)中,同时郭大钧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册“传二”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当时,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下的地方武装乘机袭击汤部。”(郭大钧本册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册,传二,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1月)

二、地方民团、乡绅、地主以及土匪等武装为壮大自己的实力而趁火打劫

除了别庭芳遗留的地方武装外,豫西还存在着大量其他大大小小的民团、乡绅、地主以及土匪武装,国军被缴械之事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武装干的。这在当年赴豫西开创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回忆录中屡有提及:

据1945年4月奉命在禹县西部山区创建抗日民主政府的史树榕介绍:“国民党汤恩伯部队溃退时丢下了大量枪支弹药,大多掌握在地主和伪乡保人员手中。”(史树榕《涌泉河畔的抗日怒火》)

奉命在豫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张虔介绍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专门欺负老百姓,老百姓怎能不痛恨呢?群众没有办法,便自动组织起抗日武装,拿起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下的枪支,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游击队,如洛宁王范乡李桂吾捡国民党军队的枪千余支,大炮十几门,自称司令。类似李桂吾的还有好几个。日寇占领豫西后,当地人组织了很多自卫武装,在洛宁有李桂吾和贺澍三等。”(张虔《豫西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片断回忆》)如李桂吾、贺澍三者,并非平民百姓,而是地方上颇有名望的乡绅。

同样,中共“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的张清杰也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许多土匪武装趁火打劫缴了国军的械:“(土匪恶霸)他们到处树起了保安团、自卫队、游击队等旗帜,小股上百人,大股数千人,什么司令、团长,队长,各色人物都有。他们手里有短枪、长枪、机关枪,有的还有迫击炮。整个豫西,刀枪林立,划地割据,十里二十里就有一个土皇帝。这些土匪、游击队不打日本,光发‘洋财’,为所欲为地危害群众……据当地群众说,那是温村镇,镇里有个司令叫乔明礼,手下有三千多条枪,还有几门迫击炮,周围二、三十里内都是他的地盘。那些人一见枪眼就红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就被他们收拾了很多,建议我们不要从那里通过。”(张清杰《孤军御敌 周旋千里——与“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会合始末》)

不仅中共的抗日武装人员这么说,当时《大公报》驻河南记者张高峰正好因1943年报道河南大饥荒之事被汤恩伯软禁,其经历了国军溃退全过程。他在遗稿中也说:“洛阳失守后,蒋鼎文、汤恩伯的溃军纷纷向豫西的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里逃窜,沿途抢掠,激起民愤,地方武装群起反抗,各处都有民团打国军的事情发生……后来我听说,河南的老百姓不仅不帮助汤恩伯的部队,而且坚壁清野,不让汤部停留,甚至缴械、打杀不少国军……汤退到西峡口时,当地自卫团竟不许他进城。汤的指挥所在逃往洛宁途中,连电台都被地方武装劫走了,汤恩伯自己还险些做了俘虏。”(《“汤灾”祸河南》,摘自张高峰译稿《1943- 1944:中原纪事》)由张的回忆可以看出,解除国军武装的主要是当地民团。

从上述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大规模截留国军武器的还主要是这些地方上的割据武装。这些割据武装的性质很复杂,“自治”者有之,“土匪”也有之;抗日者有之,投日者也有之。但绝没有出现什么“农民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这类离奇的现象。

三、部分共产党领导的小股抗日游击队也参与了缴国军的械

也有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对国军在日军面前一触即溃极为不满,便将国军缴械,组织抗日。据登封县志记载:“驻防登封的国民党十三军平时欺压百姓,战时一触即溃,军长石觉带领一部溃军,狼狈逃向临汝。原于河北抗过日的孙华永率领青年武装,在马峪川上口缴获溃兵步枪30多支。中共地下党员甄德宽和蔺大林组织的游击队,在颖阳九龙口缴获溃兵长枪五支、子弹五箱,骡子两匹、布五捆。” (《登封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P193)

四、战役期间,日军曾化装为河北民军,部分国军败退时曾遭到他们截击

此外,战争中还有部分日军伪装成老百姓追击国军,这些日军部队也给国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国军也会将其误解为地方老百姓。比如上边提到的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之死,马励武说是被地方武装打死的,而当时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参谋田光明则回忆说,李家钰其实是在溃退途中被“身着便衣”的日军打死的:

“李家钰身着黄呢军服……行进途中,很显眼地暴露出特殊的目标……这时敌人居高临下,对我情况一目了然,巢中三八机枪射击黄呢军装的显着目标,李家钰当即被击中阵亡。正在近距离的激战中,第四十七军特务营赶到高地,姓袁的营长(湖南人)看见敌人多穿便衣,还误认为是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先退至此,发生了误会。他用杵路棍挑起雨衣,还向敌人喊话:‘不要弄错了!’话音未落,一排机枪扫射,把他两脚打断,他咬紧牙关滚下高地,才向军长报告战情……必须强调的是:这次战斗,日军多数化装为河北民军,曾谣传‘李家钰是老百姓打死的’。为了澄清事实,特追记于此,以供参考。”(田光明《李家枉将军殉国记》,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95)

史实错误二:国军被缴械,与日军没关系

按刘震云的说法,因为“(日军)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所以很多河南百姓起来帮助日军缴了国军的械(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这逻辑相当荒唐——且不论缴国军械的主要势力——豫西地方割据武装——其最关键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枪支弹药壮大自己的势力,与日军完全没关系。即便的确存在部分老百姓积极参与到地方割据武装缴国军械的活动中来的情况,也与所谓的“帮助日军”没任何关系,其主因仍然是国军败退时军纪涣散,到处洗劫老百姓财物甚至殴打屠杀老百姓,正所谓“败兵如匪”。但在战役初期,即便日军发了军粮,即便国军打了败仗,老百姓仍然是送水送粮支持国军的。

方耀:老百姓慰问部队送开水,官兵们不感谢反将茶碗摔烂

据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回忆:“5月初在登封作战时,某连因有二十多名士兵受伤,一些士兵开小差,便抓了十几个民夫为连里搬运东西,吓得附近村庄的老百姓纷纷逃跑。向豫西溃退途中天降大雨,士兵就闯入民宅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装进腰包,用老百姓的衣裳当雨具,淋湿了扔掉再闯人另一家抢来干的。我看到沿途都是被丢弃的老百姓的衣服。这些天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强取老百姓的猪、羊、鸡、蔬菜、燃料,分文不给。强征的粮食由部队主管人员出具借据,上书某部队某月某日在某村某家食用多少斤粮食,对老百姓说凭此条可少付征购粮,至于这种借据是否管用则不得而知。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贵重物品上山躲避,部队搜山时一旦发现,就强行拉走牲口以作军用,并抢走贵重物品。我们行至嵩县以南、内乡以北的山区时,起初还有一些老百姓为部队送开水,以示慰问。我亲眼看到,官兵们喝完水后非但无感谢之意,反而将茶碗摔烂。”

“汤恩伯部的行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他们听说大部队来了便及早逃跑,遇到小部队或掉队官兵则随时随地予以缴械。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总部直属部队突围途中,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通讯器材全部丢弃,与上、下级失去联系。汤恩伯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更惨,跟他走的只剩下特务团的一个连。我听该连的人说,汤恩伯在此期间每当涉水过河时就嚎陶大哭。在郏县、临汝之间,所有村庄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有些人还大喊‘缴械’。事后听说,这一段路上到处都是汤恩伯部丢弃的枪支、弹药、骡马、装具、车辆、通讯器材甚至火炮,次日老百姓纷纷前来‘清扫战场’。”(《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贺澍三: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

据当地人刘汉回忆,国军溃败时大量征用农民车辆和牛,还抓壮丁,致使百姓忍饥挨饿,生活没有着落:“中原战役一起,汤恩伯率部向西撤退,大量动用舞阳、叶县群众的牛车作为军事运输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叶县城西的车辆,几乎全被动用。因前线战况吃紧,老总们怕死,就不顾人畜疲劳,催促赶车人不得休息,日夜挥鞭西行,致使不少牛车毁于途中。这些牛车有的横斜于路面,有的翻入路旁沟内。大部分牛车已把任务完成,出车的期限已经够了,可当兵的老总们仍不放行,威逼这些赶车的农民再送他们向西逃命。于是不少农民不愿再忍受无限期的饥寒和颠沛流离,只好忍痛含泪,抛弃了牛与车辆,从炮火中冒死逃归……农民们忍痛抛掉世代传下来的车辆和牛,等于卡断了自己生活的来源,加上连年的水,旱、蝗虫灾害,今后该怎么生活下去呢!”(刘汉《中原战役及南线撤退西行见闻》,摘自《叶县文史资料》第三辑,P37)

对此,正如当时地方乡绅贺澍三说:“被激怒的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

49年建国后官方说法:豫西豫南民众不堪国军祸害发生民变

在1985年出版的《河南抗战史略》中,将此事成为“河南民变”:“1944年河南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逃至豫西伏牛山区,杀人放火,抢劫民财。豫西民众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围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收缴其枪支弹药。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整团整营被缴械,也有不少国民党官兵乘机将收集的武器变卖给民众……豫西民众在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收缴国民党军队枪支达十万余支……在豫中叶县,数千农民为求生存,发起抢粮斗争,将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搜刮来的二百多万斤军粮一抢而空,分发给附近乡村的农民度荒。”

“1944年夏,豫南久旱无雨,河流干枯,田园龟裂……可是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仍在桐柏山区增派苛捐杂税。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榨勒索……7月21日桐柏山南麓的四十里冲小学教师王川组织了7000余农民,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被暴动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望等十多名官兵被民众当场处决。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闻知豫南发生民变后,立即命令第69军第28师前往镇压,第28师在桐柏山区大肆屠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7月底,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28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国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河南抗战史略》,1985年9月版,P331)《豫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中也有这种说法(P242),虽然建国后修史对国军评价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细节也有可能会有出入,但是基本史实应该不会有误。

由此看出,豫西的老百姓一开始非但没有向刘震云所说选择当“亡国奴”,还送开水慰问国军,只是当时国军对百姓抢掠太重,导致民众起来反抗。这与刘震云所谓的“帮助日军”完全无关。

史实错误三:河南老百姓从未选择当“亡国奴”

上面已经提到,老百姓并没有选择当“亡国奴”,他们一方面慰问国军,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民团和百姓解除国军武装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非如刘震云所说自愿供日军驱使。即便是在国军与日军激战时,豫西百姓也积极配合守军。如当时驻守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军纪较好,老百姓积极配合当时的守军抗击日军,据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

“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及西退时,出我防地,截然不同。军民平时交恶,战时更甚,人民望见军队即逃避一空,不惟设营、食粮种种困难,即觅一向导亦极不易。到新安西南赵峪等处,奉命令留第九十六军在彼率,第三十八军至宜阳之韩城镇。此时各友军多已溃乱,又奉命令集结本军在韩城镇,掩护各友军转进。所幸地方人民知系本军,皆各回来,军食有着。民众武力聂玉堂、聂振寰等人枪数百,协同作战,助力亦甚大。(孙蔚如《豫西战役》,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

正如后来河南参议会发的通电中说:“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非纪律不良有以致之,即自己战败而委过于人民”(孙蔚如《豫西战役》,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可见,并非百姓不助国军抗日,而是汤恩伯部祸害河南百姓,平常如此,战时也如此,战败时更甚,这让在乱世求存的老百姓不得不抗击国军恶行。

此外,日军在豫西豫南并没有像刘震云想象的那么仁慈,其烧杀抢掠残忍如常,这方面的材料随手可得,在此不予赘述。即便在赈灾方面,日军也并非刘震云想象的救世主形象,对此,历史学者黄道炫先生在《日军拯救了河南人民:刘震云的心灵幻象》中说的很清楚:“灾民要想向这些地区(日占区)流动,日军是不会容忍的。要知道,日军对付灾荒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将灾民往国、共控制区域内驱赶,同时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动。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中国政府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刘震云所描述的灾民的惨状,其实有相当部分就是他所说的拯救者造成的。”

还必须说明的是,日军之所以能打败国军,实在不是因为刘震云所说的什么“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这种说法稍微翻翻战史就知道有多荒谬,此处不再赘述。

结语

1、国军被缴械,主要是地方割据武装、土匪等所为,与老百姓关系不大。即便有百姓参与,也大多是被地方割据武装胁迫,或国军败退时劫掠过甚,百姓不得不自卫。与刘震云所谓“帮助日军”完全无关。而地方割据武装、土匪参与缴国军的械,则主要是为了趁火打劫壮大自己的实力。

2、河南的老百姓并非如刘震云所言自觉选择当“亡国奴”,会战初期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很高,只是后来被汤恩伯部溃军祸害,部分地区逐渐对国军丧失信心。

3、国军被缴械与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并没有直接关系,武断的将大饥荒与缴械联系在一起,非说河南百姓因国民政府漠视大饥荒,故转而“帮助日军”,并无实证资料,纯属想当然尔。

4、无论在国统区、地方割据武装控制地区,还是在日占区,百姓(农民)的生命财产皆如草芥一般,时时刻刻都在被劫掠、被残害,深受其苦。百姓(农民)已受此涂炭,还要被作家们强行扣上“亡国奴”、“汉奸”的帽子,历史公正何在?

5、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参与者众多且性质各异,目的各异,结果各异——却被简化成:国民政府漠视大饥荒→日军发救济粮→所以老百姓帮日军打国军——多样的原因被单一化;多样的参与主体被单一化;多样的事件性质被单一化。这种不顾一切的单一化,其逻辑之荒谬,历史观之不负责任,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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