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马来西亚白礁岛之争来龙去脉

白礁岛位于新加坡海峡东面入口的南中国海水域，距离马来西亚柔佛州东南7.7海里，新加坡以东25.5海里，面积不超过一个足球场。16世纪时，柔佛苏丹国（现马来西亚柔佛州）将白礁岛纳入管辖。但在1840年代，英国殖民地政府在占领了白礁岛，并于1851年在岛上建造了一座灯塔，随后交给新加坡管理，并一直处于新加坡实际管辖之下。1979年，马来西亚首次在新地图中把白礁岛划入它的领土范围，从此开始了长达29年的白礁岛主权之争。

1994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达成共识，同意把这主权的纷争提交给国际法院处置。不过直到2003年，两国才签署一项特别协议正式将该岛争端交由国际法院裁决。2008年5月23日，由16名多国法官组成的聆审团以12票对4票判决白礁岛主权归新加坡。

森安健所津津乐道的，便是这次裁决中运用的“实际有效控制”原则。不过，钓鱼岛问题与白礁岛问题并不类似。在马来西亚提出领土主张前，新加坡对白礁岛已经有了130年的不间断有效实际控制。而在此期间，马来西亚政府还曾以不同的形式承认了新加坡对白礁岛的主权。在钓鱼岛问题上，则有马关条约、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诸多因素，日本实际控制的法理基础并不牢固，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过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而且，在国际法上，“实际有效控制”原则并不能单独使用，仲裁者首先考虑的是有关争议领土的“合法所有者”。总而言之，即便闹到国际法庭上，日本政府并非如森安健说的那么乐观。

白礁岛之争对中日钓鱼岛之争的真正启示，其实是两国在争夺领土时，态度是如何从强硬走向妥协。…[详细]

曾分别表态“浴血保卫领土完整”和“不惜代价捍卫领土”

1979年马来西亚对白礁岛提出主权主张，除去历史性因素以外，还跟海洋利益，地缘政治有关。换言之，若能夺下白礁岛，对马来西亚有很大的意义。1979年后，在争夺白礁岛过程中双方暗战不断，出现了很多摩擦，外交谈判也没什么进展。1994年，马哈蒂尔得到吴作栋同意，两国愿意把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仲裁，但实际上，马来西亚并没什么把握，犹豫不决，问题继续搁置。

到21世纪头几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冲突不断升级, 最后几乎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2002年12月, 马来西亚国阵青年团喊出了“浴血保卫领土完整”的口号, 声明白礁岛属于马来西亚的领土。新加坡政府就此针锋相对地指出“白礁岛主权争议关乎每一个新加坡人, 因为它是新加坡的领土, 新加坡人要捍卫自己的国土。”

2003年初, 马来西亚外长赛哈密说:“新加坡有两个选择, 如果它拒绝妥协,将只好开战”，这并不是口头威胁，马来西亚派出了军舰、警艇到白礁岛水域巡逻。但新加坡外长贾古玛仍然强力回应称“领土主权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 更是如此”“新加坡目前的领土面积是在1965年确定的。我们要珍惜每一寸土地, 并且将不惜代价捍卫自己的领土。”

在马来西亚媒体上，骂“ 新加坡贪婪”、污蔑新加坡是“犹太人的代理”、“新加坡是小偷”、“新加坡是海盗”、“新加坡蹂躏马国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新加坡人同样也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两国间充满了浓重了火药味，有人称之为1965年两国分家后关系最糟糕的时刻。…[详细]

后来转变为“无论是何结果都接受”，甚至“恭贺对方获胜”

就在这样的时刻，两国高层迅速达成了共识。毕竟，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唇齿相依的两个国家，双边经济联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不可能为一个白礁岛闹至无法收拾的地步。于是，1994年的共识被重新捡起，2003年2月，新马两国签署特别协定, 同意把白礁岛主权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仲裁。并且，新马双方均表示愿意接受国际法院的判决, 不让白礁岛主权的争端影响双边关系。

此后，双方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缓和，当双方意识到此前的交恶是多么不划算后，不断地采取措施强化双边关系。当2005年国际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时, 双方领导人再次表明将接受国际法院对这起纷争所作出的裁决。2008年4月，仲裁结果出来前夕，新加坡外长杨荣文在宴请马来西亚外长莱士雅丁时对媒体表示“我们都同意如果马来西亚获胜，新加坡将恭贺它。莱士雅丁也对我说，如果获胜的是新加坡，他也会恭贺我们。”这样的表态，与5年之前双方“浴血保卫领土完整”的姿态可谓天差地别。

2008年5月23日，国际法庭判决白岛礁归新加坡。马来西亚外交副部长当即表示：“大马国民会受促冷静的接受这项判决，我们也不希望因为这次的判决而影响大马和新加坡的关系，虽然我们知道国人对这次的判决感到难过”“尽管面对失去领土的伤痛，大马仍必须遵从国际法庭的裁决，若不接受裁决，这将违背我们要尊重国际法庭裁决的誓言及信誉。”获胜方新加坡在对判决表示满意后，也强调将会与马来西亚继续保持充分合作。

至此，尽管马来西亚国内还有一些异议，但总的来说，对新马两国而言，白礁岛问题已不复存在。…[详细]

白礁岛上的灯塔

淡化主权观念为消除争端奠定基础

近年来，提交国际法庭仲裁的岛屿主权纷争有变多的趋势，但整体上数量还十分稀少。1990—2010年，国际法庭公布的有明确或大致结果的11个海疆岛屿争议案件中，太平洋海域的有4起，大西洋海域5起，印度洋、北冰洋各1起；多是小国之间的纷争。新马两国的白礁岛之争，已经算是影响力相当大的一起。

不过，白礁岛问题能提交到国际法庭，也是有一定偶然因素的。在判决下达后，虽然结果不可更改，但马来西亚人却在反思既然己方证据不足，当初就不该提交到国际法院。在东北亚领土纷争上，由于各方存在着极深的历史渊源，民族对立情绪比新马两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实际占领争议岛屿的一方都不愿意冒着输掉领土的危险，将问题提交国际法庭。

如果不能交由国际法庭裁决，那想和平解决只能通过谈判。可由于主权问题是零和博弈，而海岛的主权、权益又很难像陆地或黑瞎子岛这样的江心岛进行拆分，所以，许多国际法的专家都认为东北亚争议岛屿的问题，不容易解决。

但新马之间的白礁岛争夺，仍然能够给我们启示。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在两国关系最交恶的时候，都在提“浴血保卫领土主权”，“不惜代价捍卫领土完整”，把一个海岛的主权问题提到了很“神圣”的层面。而当两国开始真正愿意解决问题，提交给国际法庭时，便再也不提主权有多神圣，多么不可侵犯了。

由此可见，在对等的前提下，只有淡化主权观念才能为消除争端奠定基础。而且，淡化主权观念这一做法也有一些可行的契机。比如，如果能够确定钓鱼岛其实不是岛屿，而只是一片岛礁，那钓鱼岛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意义就要小很多，因为岛礁没有专属经济区，主权意义相对变小，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价值也要小很多，由此可能缓和争端。再比如，东亚可能会出现一个共同的安全共识，那么各国之间的主权概念自然会淡化。许多国际学者都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主权的概念总有一天会淡漠，这些问题自然能够解决。…[详细]

消解民族不理性情绪是各国媒体共同责任

在白礁岛问题上，媒体曾起过不同的作用。在两国交恶的时期，双方媒体曾推波助澜，加剧了两国的对立情绪。而在意识到这样做有何不妥之后，两国媒体便开始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了。尤其是在国际法庭判决马来西亚败诉后，媒体的克制成为让这一问题最终解决的重要因素。

随着东亚、东南亚领土之争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媒体意识到了他们的责任。在前不久长春举行的“10+3”（东盟加中日韩）媒体合作研讨会上，各国代表强调以理性和谅解处理危机。经历了白礁岛之争的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副总编辑郑丁贤认为，媒体站在本身国家角度之外，也要主动报导对方的想法和立场，“譬如钓鱼岛或者独岛（竹岛）争议，中国媒体应该报导日本和韩国的立场和论据，日本和韩国媒体也应如是”；“每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有他们本身的立场，也要有宽大的胸怀去了解对方，即使不能够接受对方，至少要让对方陈述他们的一些观点和意见。”

新加坡《联合早报》副总编辑王彼得也表示，避免矛盾加剧，冲突升级，是各有关国家媒体的共同责任。

中国《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恒权也指出，国家外交被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绑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在世界历史上造成的惨痛教训也是大家都见过的。

然而，各国都还有许多媒体，实际上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煽动民族不理性情绪，导致争端更难解决。…[详细]

政治家要有破除“囚徒困境”向前看的勇气

白岛礁之争还说明，要想解决领土争端这么困难的问题，需要两国的政治家顶住巨大的民族情绪，以及克制对“国家利益”的无限争取，甚至还得承担将来的骂名。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领土、主权争端往往是“囚徒困境”，各方都不愿意退让，最终导致各方的利益一起受损。但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一定勇气、魄力、权威去突破这些障碍的话，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另外，一国政治家单方面地退让，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必须要两国政治家共同携手才行。在这方面，新马两国算是做出了表率。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记者森安健的设想——“亚洲出现几位政治领袖，他们胸怀的是整个亚洲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民族主义情绪、短期收益，或者在本国的选举成功……（共同拟出）一个国际化的解决方案，不仅包括中日，还包括所有有领土争端的亚洲国家，包括韩国、俄罗斯……把日中、日韩和日俄之间的争端岛屿，都先交给联合国管辖，所有利益相关者再讨论如何共同开发”，尽管听起来十分理想化，但或许是可以努力的方向。…[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