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抗日英雄还是卖国贼

随着《建党伟业》的热映,关于影片中的史实问题引起了讨论。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在网上热传,该信声称编导在影片让袁世凯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极其错误和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详细]

按公开信的说法,说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是带有意识形态的歪曲历史,现在应该得以更正。把整封信看下来,则感觉袁世凯非但不是卖国贼,反而是抗日英雄了。但该片编剧董哲回应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问题,称“初中课本就有定论。” 袁世凯这案,到底翻得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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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基本没冤枉袁世凯
袁世凯批准《民四条约》

袁世凯确实接受了“二十一条”

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这封公开信中声称,“袁世凯没有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这是历史的史实,现在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史学界对二十一条的研究确实已相当广泛和深入,不过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基本史料早在事件当年即已经相当丰富,所谓的“袁世凯朱批”等材料并不能改变史学界对此的基本认识。

所谓“二十一条”,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要求,本来就不是正式的条约,史学界及教科书、包括电影里说的都是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而非“签署”——“签署”的实际上是“二十一条”的谈判成果《民四条约》(意即民国四年条约,包括《南满条约》和《山东条约》),这在1915年中日各自的声明中都明确了的。在很多史家看来,《民四条约》虽然不包含“二十一条”的全部条款,但称之为“接受”了“二十一条”却是没有问题的。一些权威的海外著作和港台方面的教科书也用了这种说法——

“为了防止列强的反对(其称帝),袁同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与英俄签订协定,承认各自在西藏与内蒙的特殊利益与地位。”——美籍学者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自1915年2月22日到191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就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共举行二十多次会议……1915年5月25日中日签订‘中日新约’。大抵来说,中国接受除第五部外的全部条款。”——香港教育局中国历史科支援教材

“1915年5月,袁世凯不顾段祺瑞、冯国璋、梁启超等人的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香港教育局中国历史科教师专业发展课程讲座记录

“然袁为求日本支持其称帝,竟在民国四年五月九日决定,除了对第五号各项的内容表示容后协商外,其余皆‘即行允诺’”——台湾康熙图书版高中历史教科书

袁世凯对抗日本策略不算成功

公开信还声称“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袁世凯采取各种办法拖延并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 “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政府绞尽了脑汁,动用了各种手段,用尽了智慧,共历时3个月,25次,迫使日本两次提出修正案”,果真如此吗?

袁世凯不喜欢日本人,这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在电影里,周润发扮演的袁世凯在刚听到日本公使报出“二十一条”时,也精彩地诠释了一个对日无比强硬的姿态。事实上,在应对“二十一条”时,袁世凯为不让日本人过多侵蚀到他本人的权力和利益,也确实使用了非常手段,向外界和欧美人士泄漏“二十一条”的内容就是他的主意。

但其实,这不过是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方针,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策略,让列强都来占有特权,从而利用列强们的矛盾作为牵制。然而,向英美泄露“二十一条”的消息虽然在舆论上使中国获得了同情,但英国因一战自顾不暇,美国也因在菲律宾的利益不欲与日本动手,反而使得日本人在谈判中更为嚣张,逼迫袁世凯下令取缔排斥日货,在交涉的最后时期还不得不压制言论。这让报界不禁喟叹“日本有舆论,我中国何故无舆论乎?”

后来有学者评论说:“袁氏挑动舆论容易,运用操纵自如则极为困难。及舆论日趋激昂,袁氏对日本虽欲有所让步,以为帝制交换,亦不敢贸然从事,只好拖延,必至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而后屈服。在谈判期间,袁氏一面发布激昂文电,一面又予以否认,明处禁止,暗里主使,举措张皇,遂陷于日本的逼迫与民间反对的夹缝中。”

从“最后通牒”下达后的情况来看,袁世凯策略其实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

说袁世凯为称帝而签约或许是冤枉

在“二十一条”交涉谈判之时,袁世凯为称帝而欲与日本人合作的说法便流传开来。孙中山就声称,“袁世凯原与大隈重信友善, 故大隈组织内阁, 袁氏大喜,……遂以二事要求。日置益公使还国与大隈商议, 求其赞助。二事者何: 一、渠欲称帝; 二、代平内乱是也……及日置还国, 大隈赞成”。

关于这类说法的传闻还有不少,比如说日置益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要求时(即电影中的场景), 曾有“若开诚交涉, 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比如代表日本内阁发言的《时事新报》曾发表社论,隐晦地称: “其(中国) 政体如何, 固不可问”。

日本人或有此引诱袁世凯的想法,但有说法称“日置益辞出后, 项城极愤怒, 当即疾声令余, 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 袁世凯还怒称“我要做皇帝, 也不做日本的皇帝。”而从谈判过程来看,也没有见到袁世凯因为称帝而投靠日本人的迹象。

事实上,袁世凯操北洋新军,炳晚清之权,窃民国之政,固一世之雄,即便称帝需要列强相助,势必不会甘做傀儡。“二十一条”若全盘答应,只怕袁世凯就成“儿皇帝”了,因此,袁世凯拒绝这一条件是很正常的。

对于袁世凯来说,只有这一点或许是受到冤枉。然而,但若因此说袁世凯一点也没有与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却也并非实情。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还曾命日本政治顾问贺长雄去日本与诸元老密约,虽然与称帝之事或许无关,但袁世凯最终接受了“二十一条”, 而且在交涉结束后不久就即行帝制,让人联想到两者相关是不可避免的。

《民四条约》毫无疑问是不平等条约

对于“二十一条”交涉的结果《民四条约》,公开信声称“《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

类似的说法,近年有不少。包括史学专家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等,就持差不多的观点,书中还引用了亲历者曹汝霖的回忆作为注解——

“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决撤回不议。”

袁世凯本人也以日本退让为胜利,称“无损主权,此案已结,中外敦睦”,仿佛“二十一条”中只要第五项不签,就是弱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果真如此乎?

事实上,所谓《民四条约》只相当于“二十一条”中的两项共十一条的说法其实有问题,也有称是十二条、十三条的。因为正式条约有复杂的外交表述。按权威的史家说法,《民四条约》基本就是排除了“二十一条”中的第五项而已,第五项的内容包括必须让日本人充当中国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让中国必要之地方警察由中日合办等过于荒谬的条款,对于日本人来说,也并非不可放弃的。而若说《南满条约》和《山东条约》不损害主权,则更为荒唐之说法。不妨看看《民四条约》签订时中国的各方反应——

首先反戈的就有袁世凯的手下,冯国璋、张勋等怒责中央说:“此次日人非理要求,原本无交涉之价值,更无承认之必要,乃政府惕于日本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之下,遂至不求民意,不察利害,竟将全案承认,是何异举我数千年堂堂中国捧送于人。天下最可痛可哀之事,孰有过于此者?”

政界也有人做出激烈的表示“战衅一开,应永远不与之构和。如日本本杀尽我四万万同胞,妇孺不能留,则中华大陆自一任日人之蟠踞,但存一卒一兵,亦与之周旋……果使经年持久,以区区三岛之日本,未必能得最后之胜利。”

报界也冲破袁世凯禁令,纷纷发出激昂的声音:“与其逐条承认而亡,毋宁与之一战而亡。”

而民间声音和行动更是令人钦佩,潘志仁等数百人联名致电政府说:“最后通牒,完全答复,朝鲜覆辙吗,殷鉴不远。人民闻战而勇,闻不战而丧,衮衮诸公,其何以对?宁滔东海而死,不睹国亡之惨。迫不择词,听加刀斧。”5月9日至25日湖南全省就发现9纸血书,2人捐躯。

而此后数年,彻底废除《民四条约》始终是中国人的最大诉求,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谈判的失败,更是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谁能说袁世凯签的条约不卖国?

历史很复杂,翻案须谨慎

虽然,袁世凯签定《民四条约》有维护自己统治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力不足。以往脸谱化地丑化袁世凯,称其全盘接受二十一条固然不符合事实。但若因逆反心理就此称其为抗日英雄则同样不妥。近年来,除去袁世凯外,还有不少近代史人物有被翻案的倾向,好比李鸿章渐渐被认为是中国栋梁,而孙中山则因讨伐袁世凯过程中与日本人签订“卖国条约”而备受诟病。这些新的看法,都有“逆反”心理的作用,但如果不把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把复杂问题简单地看待都是有问题的。…[详细]

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源,在于历史课本的对史实要尽量客观、平实以及多面的叙述,欣喜的是,这些年的教材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好的迹象。

历史类题材影视剧可以不遵守史实吗?
叶问很威武,但没打过日本人

历史电影不能违背基本事实

关于《建党伟业》中袁世凯的戏份,确实有一些问题。项城袁氏家族公开信提到的把袁克文误作袁克定算是一个硬伤,另外,字幕上打出袁世凯“秘密”接受《二十一条》也是不对的——当初日本人是秘密提出要求,但几个月后,已经泄漏成“国际事件”,不能算作秘密接受了。

不过这些还只算是“瑕疵”。历史类题材的影视剧想不出点问题是很困难的,但在基本的史实上,不该有意误导观众。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国王的演讲》就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影片着力刻画了英王乔治六世克服口吃,然后领导英国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然而,历史上的英王——无论是他的哥哥爱德华还是他自己,对纳粹并不像影片中表现得那么厌恶,反而是有一定的好感。影片纯属美化了乔治六世,这种误导就引来了很多诟病。…[详细]

而这两年很火的武侠片《叶问》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叶问毫无疑问是个武林高手,但据叶问的儿子叶准说,他父亲虽然拒绝了日本人请他当教官的要求,但并未跟日本人打过。《叶问2》里与西方猛男对打也纯属虚构。即《叶问》的主要情节就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民族情结而设计,但作为一部传记片,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不能说是好作品。…[详细]

如果基本的史实都不能成立,那不能叫做历史片,像韩国的《神机箭》,同样是为迎合民族心理,只能叫架空幻想片。而我国以前拍的《地道战》、《地雷战》,如今的《抗日奇侠》等等,同样存在夸张过度的问题,不能称做历史剧。…[详细]

细节完美更好,但不必苛求

一套历史剧,如果基本的史实没有问题,则细节进行一些虚构没有大碍。在《建党伟业》中,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提出根据“二十一条”不必讨论山东问题,但实际上依据的是与段祺瑞政府签订的另一个协议,但为了让剧情畅顺,不至于过于啰嗦,这样处理是可以的。

毕竟,影视剧归根结底还是娱乐,历史上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细节不虚构就没法拍了。细节完美更好,但不必苛求。

历史电影若能引起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关心,也算是成功了

《建党伟业》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其实就是利用明星效应,引发观众对历史的关注,尤其是1911至1921年这十年,是中国近代史很值得书写的一段。电影走马观花地介绍历史人物和事件后,若能引起观众的注意和思考,就算很成功了。比如袁世凯称帝这段,其实就很有意思,袁世凯的真正想法是什么,或许杨度给他的挽联值得参考:“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辛亥百年即到,许多历史人物势必得到不同以往的评价。但重评历史人物不能光想着“逆反”,一切仍当以事实为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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