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对人口倒挂村进行封闭管理

史无前例的人口倒挂

迁徙，是人类史上的常见现象，中国历史曾有过许多次大规模的迁徙，但像如今这个时代，内地农民工大规模迁徙至沿海城镇的力度，仍是史上所未有。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许多城镇化农村，出现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的现象，而且情况十分十分严重。广州增城的新塘镇与大敦村，就是人口倒挂的典型代表。在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1（50万：22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1（8万：7000）。…[详细]

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怀着改变命运的渴望，从落后的老家来到东部沿海，期待能融入一个新的社会，然而意料不到的是，外地人本身几乎就构成了城镇的全部。

然而，他们虽然占据了人口的多数，但他们不是城镇的主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相反，他们还要面对本地人警惕的目光，他们是城镇的边缘人群。

在古代，这叫做“土客矛盾”。清代晚期，“土客矛盾”曾在沿海地区酿成过规模极大的冲突。如今，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又构成了新的“土客矛盾”，而这次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外地人在人口比例中占的是如此之大，但其在本地人面前的“弱势”却如此显著。

本地人的优越感自哪里来

户籍绝不是把本地人与外地人区分开来的唯一因素，但毫无疑问是一切不平等的基础。没有本地户口，则难以享受到户口带来的一切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各方面的区别对待，反而往往要缴纳暂住费、暂住人口管理费等本地人不需要的生活成本。例如有的地方，外地人摩托车除了要依法上交警的号牌外，还要花几百元，加挂一幅“村牌”，才能在村内通行。还有“卫生管理费”、“综合管理费”、“治安联防费”，等等。外来工子女上学要交赞助费就更不在话下。而在收入方面，即使外地人与本地人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也往往同工不同酬，差距可达数倍之多。

此外，在这些城镇化的乡村，本地人几乎家家或多或少都有财产性收入，比如出租物业、村集体分红。在就业方面，一部分人自己当老板，一部分成为镇村工作人员，差一点的也能在亲戚的厂里谋一个管理岗位，或者做点小买卖。技能实在低下的，还可以建个家庭手工作坊，承接企业外包加工，除了企业支付正常的加工费外，还由镇政府或村集体补贴加工资。

在政治上，本地人更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外地人没有户口，甚至往往没有进入权力机构的资格——本地人把持着城镇及城镇化村庄的重要职位，像治安队这种几乎全部由本地人担任。本地人的强势地位和优越感，就是来源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策特权。…[详细]

然而，这些经济地位和政治特权到底是怎么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全国各地的城镇村庄并无什么不同。然而在开放后，由于这些地方身处沿海，得天独厚地成为国内外投资的理想场所，沿海人所享有的土地等资源便可以作为要素投入，成为他们丰厚收入的基础。

以今日中国集中民怨最多的拆迁为例，在东部沿海开发需求强烈的一、二线城市，其实许多城镇化村庄里的“农民”所得到的拆迁补偿是非常优厚的。只因家里有块地，一夜之间成百万富翁的并不在少数。…[详细]

而居住在这些地上的外来租户们，则不得不在拆迁后寻觅新的住处，他们得不到一分钱补偿，然而他们受损害其实最重。他们在城里打工，付出的只是劳动，获得得回报也只有低廉的劳动成本。

一位在浙江义乌打工的外来人员在接受调查时曾如此说到：“一般我们很少与本地人联系，我们与他们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们谈的是如何买车买房，我们则是关心企业能及时给我们发工资，哪里可以买到便宜一点的东西。”这可谓是中国“新土客矛盾”的普遍真实写照。

作为“理性人”的本地人不会轻易出让自己的利益

与西方自然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短期内飞速急进的。许多东部沿海城镇的本地人都是因所在地纳入开发计划，而坐享其成地成为城市文明的享用者，广泛缺乏一股朝气蓬勃、竞争进取的市民性格。他们关心的往往仅是自身的利益，他们没有足够的良知、远见和勇气，容忍外来工享有与本地人一样的“国民待遇”，平等分享资源。在一些人心目中，这片土地是“本地人”的，在各种制度安排中，本地人绝对优先，“确有余力”的情况下才会向外来农民工分惠。

这些城镇化了的农村，村民之间依旧维持着“熟人社会”，互相之间讲情面。村里各种“有油水”的岗位，外来工都捞不着。只有本地人没人干的，才招聘外来工。村治安联防队治安员对本地人和外地人区别对待。同样摆摊经营，只赶外地人，不管本地人。对于这些精于判断和计算，堪称经济学中“理性人”的本地人来说，以自己利益为优先是自然而然的。

于是出现了“外地人难管”

在这种情况下，以本地人为主组成的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管理团队，包括城镇的执法者、治安队员，自然视同样以争取自身利益为目标的外地人为“难管”。相应的，外来务工人员也自然会激发对本地管理者的逆反心理。

而在城镇化村庄这种城市的边缘地带，由于缺乏主流声音的关注，使得这种对抗心理变得更为危险。而且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明显提高，冲突就变成不可避免的了。

四川自贡一个为老乡讨薪的组织

“找同乡会比找工会管用多了”

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弱势群体，老乡之间抱团是自然而然的。一位打工人员在表达了与本地人的隔膜之后，曾如此说到：“一起来打工的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大家能说到一块，老家县里怎么样了，玉米今年缺不缺水等。同乡就是这样，特别能谈得来，特别能相互帮忙，我们关系好的，基本上都是同乡。”

据浙江义乌的一份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外地打工，遇到困难时，有接近一半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向老乡、亲戚和工友求助，而首先想到政府和工会的，仅有百分之十几。调查还显示，59%的打工人员就是通过老乡介绍进厂的，而工会组织介绍的只有2.8%。

在讨薪——这个外来打工者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上，有一半的人认为，老乡会里有能人能够帮忙讨薪。“找同乡会比找工会管用多了，我们现在碰到这样的事，不再像以前那样闷声不说了，我们要找同乡会，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随着时代前进，打工者自发组织的同乡会的能量也在壮大，在老板拖欠薪水时，往往会出现同乡会号召明天不上班的老乡集体到厂里去找老板，第二天中午老板就乖乖把拖欠的工资补上的情况。…[详细]

然而制度把同乡会倒逼向“黑社会”与群体性事件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父爱主义”的国家，党和政府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好农民工组织权的问题，例如，把外来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里去，所以不会承认“同乡会”这种自发性组织能发挥作用。

于是，这种农民的自发组织得不到良好发育——基本上没有具体的规章和纲领，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所采用的维权手段往往单一，主要诉诸于人数以引起群体性事件，甚至采取暴力讨薪。

有些“同乡会”就发展为专门的讨薪工具，潮州事件中的“四川同乡会”就是这么一个极端化组织，他们的生存之道就是“替老乡出头讨要工资与伤害赔偿款，按讨要金额的50%收费”。这种行径，已经有了“黑社会化”的趋势，在《融入白社会，还是逼向黑社会》这篇文章中，已经详细论述过此点。

著名人口混杂区纽约布鲁克林

仅仅靠“管”是不够的

在反思增城、潮州两起事件时，不少官员、学者提出应对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性事件，需要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这自然是不错的。尤其社会管理需要讲科学，讲创新，这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例如，政府部门长期以来轻视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不讲究文明执法等等，应及早作出改变。而鼓励企业家善待员工，汶川地震时广东做出有力度的对口援助，也是尽量化解“土客矛盾”的有效办法。…[详细]

但仅仅靠提高管理水平是完全不够的。据某些媒体观察，很多摩擦、冲突，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参与冲突者，跟受害当事人毫无关系。有些人甚至明确表示，出来闹事就是想泄愤，至于以什么为借口已经无所谓了。显然，引起冲突的，是更深层次、更基本的矛盾。

根本的方法在于让体制变得开放

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矛盾，根子在于政治、经济上的差别待遇，如果这种差别一时半会无法消除，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答案是开放，正如有官员提出的，在新塘事件发生之前，如果让外来务工人员参与进“治安队”的工作，而不是让数十个本地“治安队员”在数万个外来务工人员面前作威作福，那么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群体性事件。矛盾冲突的激化正是因为双方过于隔膜。

而如果进一步，例如让“同乡会”这种组织发育为能够正当表达其诉求、在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沟通的角色，无疑也有助于这些边缘人群融入城市正常社会。最起码能够让外地人与本地人维持公民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让外地人在劳务市场上有更为平等的机会，这些都将成为化解矛盾的有效缓冲机制。在美国纽约，这么一个外来人口占总人口70%，非法入境人口数量就与主体人口数量相当，五方杂处的城市，秩序却能够有条不紊，依靠的就是开放制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