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被囚地窖示意图（点击见完整图）

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有四大吊诡之处

1.被囚女子不仅不反抗，反倒争风吃醋

女孩们不仅毫无反抗之意，反而相互妒忌。常常以“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发生争执。时间一长，女孩们都喜欢叫李浩为“大哥”或者“老公”。

2.被囚女子有机会逃脱也不利用

李浩经济并不宽裕，遇到经济紧张的时候他就带听话的女孩出去卖淫，获取嫖资。令人不解的是，一直到9月初，一个叫小晴的女孩才乘机逃跑去报案（小晴只被囚禁2个月，是其中时间最短的）。在此之前，被李浩带出去卖淫的女孩难道都没有找机会逃跑或者请周围人帮助自己？尽管李浩在监视她们，但是并不代表找不到机会，比如趁和嫖客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想办法求助。当然，也有可能女孩求助了，但是周围人没有帮忙，不过结合全报道来看，这个可能性不高。

3.受害者变施害者，被囚女子竟将同伴打死

大约1年前的一个晚上，其中一名女孩与另一被囚女孩因争风吃醋发生打斗。李浩协助前者将后者打死之后，将尸体就地掩埋。所以，在本案告破之后，全部四名女孩皆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

4.被囚女子“忘记了恨”，有人还在警察调查过程中袒护李浩

民警在对被解救女孩询问时发现，她们对被囚禁期间的描述反映出李浩对女孩们“照顾有加”。直至见到民警之前，这些女孩甚至“忘记了恨”。最让民警们不能理解是，被解救女孩中，竟然有人在民警调查过程试图袒护李浩。 …[详细1]…[详细2]

案发小区

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许多人都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名词耳熟能详。这是指犯罪的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图抢劫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歹徒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人，甚至还为其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还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其中一名歹徒，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歹徒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转变下，这四名人质甚至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

社会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这样一种堪称畸形的情感竟然普遍存在。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到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经验。在以往国外发生的的一些囚禁性奴案中，很多被囚女性身上都能找到这种情结。其中很有名的就是被囚八年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重获自由的她在首封公开信中竟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坏事，她写道，“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绑架者）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那么，本案这些被囚禁的女孩怎么一步步地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呢？…[详细]

大前提：李浩有着被长期压抑的权力型人格，并企图通过囚禁女子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

记者对李浩的调查着墨不多，但是还是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分裂与暴戾之处。今年34岁的李浩有一名小自己10岁的妻子，并共同育有一子。在邻居的眼里，他和妻子恩爱。而在同事看来，李浩为人低调，不善于参加同事间聚会。值得注意的是，李浩是消防兵转业，他在洛阳技监局执法大队并不是一名正式员工，平时经济状况很一般。

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李浩挖地窖、运土石方，行动均在深夜进行，周围邻居甚至毫无察觉。这些都显示了他的军人素养所带来的毅力和专业知识。李浩这样一个人有着很旺盛的权力欲，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满足（不是正式公务员，经济条件不好，转业后可能很失落），他平时所隐藏的权力型人格都在囚禁性奴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实现。假如李浩没有这种隐藏的权力型人格的话，他就不会造地窖、养性奴了。值得一提的是，李浩一共养了六名性奴，最长的两年，最短的三个多月，证明他很享受这种感觉，并且希望扩大自己的“秘密帝国”，所以会陆续补充新的性奴进来。

在奥地利，曾经有一名兽父囚禁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当性奴整整二十四年。事发之后，有心理学家做了一份全面的心理评估报告，结果指出，这名父亲也有着双面性格，一面是良好的教养，一面却是强烈的权力欲望。他这样性格的形成原因来自少时母亲的虐待。所以，作为一起非常有代表和警示意义的案例，李浩的性格形成值得心理学家反复分析，这也对预防犯罪有着借鉴意义。…[详细]…[详细]

李浩的手腕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四个形成条件一一对应

学界一般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有四个关键条件，这在本案中一一匹配：

1.人质必须真正感到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李浩对这些女孩的控制极为严密。除了连续七道铁门外，为了防止女孩们有力气外逃，李浩在最初，两天多时间才给被囚禁的女孩们送饭一次，虽然后来让女孩们自己做饭，但是送原料的频率也很慢。当然，李浩做得最残酷的是，为了杀一儆百，将一名不听话的女孩活活打死后埋在地窖。

2.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感到绝望。

整整七重铁门，复杂的地窖结构，再加上因为吃不饱饭而没有任何力气，这些都足以让女孩们对逃脱绝望。在随时随地都觉得有生命危险又感到不能逃脱这个地方的时候，女孩们就只有想办法来迎合李浩，为求活命。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这些女孩虽然能够用电脑，但是电脑上不了网，她们无法和外界联系。在一个信息不流通的封闭空间中，加害者能够对受害者进行洗脑，强行灌输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李浩可以反复地给女孩们强调这个地窖是如何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外面的世界如何险恶之类的思想。谎话说一千遍，说谎者自己都会相信，何况天天只能听谎话的人呢。而思考可以教人辨别善恶、学会反抗，所以强权者不会让弱者思考，这些女孩也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4.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李浩给女孩们配备了电脑，让她们可以玩电脑解闷。女孩们甚至觉得在被囚禁期间李浩对她们“照顾有加”。时间一久，对于女孩们而言，自己能够活命完全都是李浩的施舍，李浩再给一点小恩小惠，她们就忘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是李浩造成的，反而感激李浩，对他充满了感情。

当然，作为一个权力欲很强的加害者，李浩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就像古代皇帝一样可以操纵人的生杀大权，玩弄人的喜怒哀乐，并且被这些弱女子所膜拜。所以他不断地玩弄权术，更加牢固地控制着自己的俘虏。

总之，一般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成因有二，一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为了保命不得不迎合加害者，对加害者谄媚；二为人性中对强权的屈服和膜拜。以上的四个形成条件正是这两大成因的演化。这其实也和专制社会的形成有很强的共通之处。…[详细1]…[详细2]

李浩把地窖变为了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女孩们的行为高度“体制化”，失去了人格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患者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对强权者的奴性。当这种奴性在人们身上共同存在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案件，而是一种历史化和社会化的宏大命题了，这恰如学者会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解释纳粹魔爪下的一些犹太人的心理和作为。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有句很经典的台词，“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仅仅是个心理学现象，也是个历史学和社会学现象就在此——它很好地诠释了人如何在强权和专制之下一步步地走向体制化，变成体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并以此为乐，失去了个性和人格，变成了符号。

关在地窖中的女孩们处于一个封闭而独立的王国，这个王国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国王和强权代表——李浩。经历了恐惧和害怕之后，为了生存下去，她们必须去讨好李浩，而到后来，她们一步步被体制化，认为李浩就是她们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时候她们不单单是为了生存而讨好他，还带着一种崇拜强者和依赖亲人的复杂情感。所以，这些女孩互相之间会争风吃醋，甚至为此发生打斗，互相残杀。这恰如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的写照，同样是弱者，但是弱者之间互相揭发、互相举报、互相迫害；同样面对强者的绝对控制，弱者不合作、不反抗，反倒对强者充满了感情。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强者的各种分化手腕，牢牢地把握住弱者，让弱者逃脱不了。

李浩在女孩之间为了争风吃醋而发生纠纷的时候，协助一方杀死了另一方。这样就把女孩从受害者也变为了加害者。这是李浩玩弄手腕，让她们都犯罪，手上都沾满了鲜血，这样就更不愁她们不听自己的话，也更不用担心她们想要逃跑。从心理学来说，这又几乎快达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最高级阶段，加害者将受害者培养成了自己的“接班人”，有学者就认为杀人如麻的张献忠就是这样的代表，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他曾经是受迫害的一方，而当他翻身的时候，他就从受害者变为了搞大屠杀的恶魔了。

在李浩创造的这个小社会和体制中，除了个别姑娘还有所清醒而外，所有人都入戏太深，为自己深深打上了体制的烙印，像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高度浓缩化的演绎。…[详细]

如何才能逃脱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受害者的厄运

事实上，不是每个被绑架者都会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情结。美国FBI曾经对4700个人质绑架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有73%的人质没有出现这种症状。研究认为，强烈的道德感、坚定的信念和一种扪心自问的反思, 可以降低或弱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理性地选择保命，毕竟真会去实践“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最高”的人凤毛麟角。但是，在保命之余，如何坚持自我的人格，不被洗脑，去掉奴才心态则尤为可贵。而底线是，就算要谄媚，也不能由受害者变为加害者，和加害者一起去伤害自己的同伴，这就是在作恶了。还有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底线是，即使真的作恶了，过后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认为自己是被体制所迫，甚至在被解救后仍然认为自己没错，怀念旧体制，甚至为强权者歌功颂德。…[详细]

心理学中后来出现了一个相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提法——利马综合征。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驻秘鲁利马使馆的工作人员被绑架，在这起持续数月的绑架事件中，人质影响了绑匪，让绑匪对其产生了认同，绑匪被分化，敌意也逐渐弱化，这种绑匪反过来认同人质就被叫做“利马综合征”。这比拼的就是谁的心态更加坚定，谁有更为坚定的人生观、价值观，谁就能影响对方。

李浩用来囚禁女子的地下室的窗口

地窖囚禁显现社会管理“黑洞”

四个被救女子中，有三个是洛阳本地人，还有一名是河南新乡人。记者多方打听也不清楚在她们失踪期间家属是否报案。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案件发生地，既非穷乡僻壤，也非刁蛮之地，而是发生在人口稠密的繁华城市之内，而周围的市民一直毫无觉察，由此可见，这是一社会治理“黑洞”。

而更大的“黑洞”在于边缘人群的安全到底如何保障。被囚禁的女子都是歌厅小姐，色情业虽然被定性为非法，但全国从事色情业者为数众多，早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这些“风尘女子”身处“灰色地带”，又往往不能以真实身份示人，在她们失踪之后，她们供职的风月场所和她们曾经的姐妹也极大可能都不敢报案。这也是发生地窖囚禁案件的一个重要现实条件。 在07到08一年多的时间里，一个边缘女性网站收集到的性工作者被杀死、强奸的案例就超过了200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性学家潘绥铭曾表示，近年北京未破命案中，40%的被害者是性工作者。到底如何去堵住社会管理的“黑洞”，保障这些边缘人群的安全，需要所谓社会管理的创新，如果只热衷于扫黄和游街，不把小姐当作有尊严的人看，当然无法改变这样的局面。…[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