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的门口挂着民主法治村的铭牌

林某09年4月曾犯下同样的罪行，却在村委会调解下私了

2009年4月的一天上午，林江勇把放学路过此处的7岁的罗丽军(化名)拖到附近山洞实施奸淫。当天中午，罗丽军的奶奶周容(化名)在村口见到了从洞中逃出来的孙女。罗丽军向其哭诉了事情的经过。随后，周容带着罗丽军找到岭砥村干部叶信生等人。一位村干部称，应双方的要求，同时考虑到罗丽军年幼，事情传扬出去对其今后生活不利，于是村里对此事进行了调解。村委会把林江勇家交来的500元赔偿金转交给了罗家，并要求林江勇写下“不会再犯”的保证书。但是，事发10多天后，周容带罗丽军到镇卫生院检查，结果显示罗丽军“子宫发炎、子宫膜破”。这对于一个年仅7岁的幼女而言是非常残忍的事情，但是罗的家人没有再追究。当地村民认为，正是这次的所谓调解纵容了林江勇。…[详细]

村委会不是法院，没有权力越俎代庖地解决刑事案件，这么做只会带来恶果

强奸幼女是应该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是不能私了的。公诉案件都是一些复杂和性质严重的案件，这种案件不仅仅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侵犯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并且，如果允许当事人和解，一些加害人就会利用自己各方面的优势来迫使被害人接受和解，这既损害了被害人的权利，也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更为严重的就是，这样的和解会让加害人得不到教训，很可能觉得犯罪没什么，更加变本加厉地作案，让更多人遭殃。

所以，在本案中，即使罗丽军的监护人答应和解，村委会也没有权力这么去做，这就是纵容犯罪。更让人担心的是，到底林江勇在这两次性侵害幼女之间有没有实施另外的犯罪呢？在许多的性侵害幼女案中，幼女未必会主动跟家长提起，往往隔了非常久才发现，即使幼女提起，家长也可能怕张扬出去。…[详细]

作为一个以法治建设闻名的“民主法治示范村”，村委会怎会犯下如此大错

2010年1月，在两次强奸幼女案之间，岭砥村被评为第四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是广东省茂名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村庄。“民主法治示范村”是由司法部和民政部联合发起的一个活动，在许多地区都是和“创卫争优”一样重要的“荣誉工程”。

按照司法部的文件，“民主法治示范村”有以下两个基本标准：1.法制宣传教育深入人心，村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法律素质不断增强，村干部遵纪守法，依法依章办事，农村法治化管理水平逐步提高；2.农民能够熟悉寻求法律服务的渠道，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事实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村委会的调解行为显然违背了自己的法定责任。

既然如此，为什么村委会还会干出这么法盲的事情来？从司法部另一份文件中也许能找到答案，该文件规定评定“民主法治规范村”的标准包括“年内无村民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在一些省市自己制定的标准中，条件更为苛刻，要求“连续三年无刑事犯罪案件”。

2007年，茂名市司法局就有一份岭砥村的先进事迹通报，当中写着该村是“连续几年无上报纠纷、无激化案件、无民转刑案件、无刑事犯罪的‘四无村’”。所以，在“争优创先”的关键情势之下，村委会盲目地追求“四无”不足为奇，一旦被捅破村里有强奸幼女这样的恶性刑事案件，几乎就肯定当先进无望了。…[详细]

检察院就死缓的判决提起抗诉

乱调解不光创优争先的村子有，李昌奎等案件中都有体现，严重干扰了司法

在李昌奎案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由茂租乡及鹦哥村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责令李昌奎家属公开变卖相关物品，受害者家属才得到21838安葬费。而这个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还出示了一份“调处意见书”给法院，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李昌奎是“积极赔偿”。在这里，调解委员会甚至有了“行政强制力”，既侵害了李家的财产权，又没有尊重受害人家属的意愿，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影响到了司法程序，完全违背了“自愿调解”的原则。

其实，干这样事情的村委会不是一两个，早在1998年，河南省某村村委会就强行私了了村里的强奸案；2005年，江西某村村委会又私了了发生在本村的故意伤害案。

这些村庄也未必要争取一个荣誉，却都忙于和解刑事案件。这其实就是根深蒂固的要“维护安定”的思想在作祟，村干部觉得不能够有刑事案件，一定要强行让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和加害人“表面”和解，这样，村子才会稳定，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这种思想虽然早已有之，但是在近年来又在不断地强化。作为一个自治组织，村委会为何要这样做呢？有人称之为“行政附庸”，村委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上级”的领导，从而“行政权力化”。不过，在岭砥村的这起恶性案件案中，行政力也出马了，2011年5月，小女孩的爷爷进京上访，随后被接回。当地镇政府送给其1包大米，并让其申请300元的一次性困难补助，要求其不要再上访。…[详细]

教训一：调解应该专业，并主要是针对民事纠纷，不能代替刑事程序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乡土社会的三个特征，即追求无讼、存在“绅权”、礼治。所以，有了纠纷，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去法院，愿意私下调解，有一个调查称，直到今日，80%的农民还是愿意用非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但是，随着中国日渐开放，纷争越来越多元化，原来的一些调解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在90年代，人民调解制度也突然衰落，直到近年来，大力倡导社会的和谐安定后，这一制度又重受重视。

调解制度其实在国际上也备受推崇。在西方社会，调解制度在80年代开始变得很红火，这被叫作“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简称为ADR，许多国内学者认为，这是西方人学习的东方智慧。它的兴起是因为随着纠纷越来越多，法院不堪重负，简直是“诉讼爆炸的时代”，提起诉讼的人也要等很久才能轮到到自己的案子被审理。所以干脆给人们一种诉讼之外的选择方式。结果，美国每年选择ADR方式的案件达到了95%。ADR的调解一般又有几个特点：1.法官并不参与调解；2.调解人一定要秉承中立的原则；3.不仅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但是很多人愿意选择后者，而不选择前者，因为收费的调解员更为中立和专业；4.调解主要是民事纠纷，并不包括刑事案件，尽管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也能够被调解，但是不能代替司法程序。

而目前,中国共有人民调解组织82万多个，人民调解员467万多人，去年一共调解了700多万起纠纷，平均一年一人调解的纠纷不到2起，效率并不高，而且，调解员一般文化水平不太高，调解就以“维护安定，息事宁人”为目的，最后可能带来反效果。…[详细]

教训二：调解纠纷应该遵从双方的自由意志，不能为了追求绩效而强行和解，牺牲正义

在西方的调解制度中，调解员非常中立、专业，不会替被调解的人做决定，完成调解的主体其实还是产生纠纷的双方，协议也遵从双方的意愿而定，并且法院也不会强迫案件的双方去走调解程序。这是因为，调解是遵从“意思自治”的原则，专题《婚姻法解释三：男人笑 女人愁？》中曾经提到过这个概念，简单而言，当事双方面临解决纠纷的不同方式，而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是否走司法途径），从而达成契约（合同），这个过程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事实上，这就遵从了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也彰显了公平。当然，这些调解都限于民事纠纷或者非常轻微的刑事纠纷，所以并不会危害到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公共利益，是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的事务。而这也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自治体系的体现。

本来设置调解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许多基层组织在实践中却变了样。倘若调解纠纷变成了“政绩工程”又或者“面子问题”，追求的是数字上东西，那么本来是平息纷争的调解就会变成纵容或者挑起事端的工具，也就是“伪正义”了。而我国不仅有人民调解员这样的民间调解，还有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调解的案子多不多甚至也被看作了法官的成绩体现，乃至于一个好的法官并不是看他对法的理解或者审判技巧，而是他“和稀泥”的能力。很多法律人士都认为这样其实降低了司法的权威性。…[详细]

幼童应该得到“超人”的保护

从源头上，幼童需要全方位的保护，免于性侵害

有统计显示，幼女被性侵害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多。据全国妇联来信来访的数据显示：全国各地投诉“儿童性侵犯”的个案，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1998年为2948件，1999年为3619件，2000年为3081件，且近年来呈逐步上升趋势。其中，农村的性侵害幼女案高发；为了孩子名声而选择私了的性侵害案非常多。

另一方面，从实施犯罪的主体来看，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是两大群体。老年人主要是通过猥亵“不懂事”的儿童来满足自己的性幻想，许多未成年人则缺乏管教，被父母长期“放养”，受到色情信息或者体内酒精的麻痹，去性侵害幼女。如何保护幼女，如何让这些老人和未成年人得到法治教育和学会疏导性幻想，这就是非常重大的社会议题，需要普法、需要监管、需要辅导。

本案中，受害的小女孩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结果被加害人盯上了好几天。而加害人生于1990年，在犯下第一次强奸案的时候，刚好成年。他小学二年级辍学，平时喜欢看黄片，有非常强烈的性冲动。在第一次案发后，他的家人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行径，但是却没能阻止悲剧再次发生。这真的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强奸幼女案，凸显了许多的社会问题。…[详细]

避免受害幼女遭受二次伤害的制度应该尽快建立

社会有责任保护强奸案的受害者不受到二次伤害，被强奸的幼女更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只有这样，家长们才能够没有顾虑地报案。遗憾的是，目前不要说对幼女，就算对被强奸的大人也没有足够的司法保护和社会保护机制。

在香港地区，有一张针对儿童性侵害发生过后的集家长、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等于一体的高效运转团队的保护网络。在接受调查前，社工会告诉儿童及其家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调查时，每一名受害儿童，都由这些受过专门训练、具有儿童心理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和警员进行询问和记录。为保障孩子的身心不受伤害，法律规定，孩子不需要连续不断地遭到询问，第一次询问过程的电视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而且孩子不用直接出庭作证。孩子在接受调查中有家长、政府社工、教师、医务人员陪伴，以克服孩子的不适和恐惧感。

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家长怎么做。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儿童性侵犯受害者中占20%至40%的人，没有出现性侵犯所带来的精神症状。而修复创伤的关键，则是受害儿童能否从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那里获得更多支持。许多案例也表明，如果家长能够多关心幼童，教给儿童起码的性知识，儿童被性侵害的可能性就小很多。…[详细]

其实，除了制度建设而外，社会上的每一位公民的作为都能有助于保护受害者，华盛顿市全国法律健康研究所（NIMH）下属的强奸预防和控制中心就曾经提出过几个原则，普通人能做的包括：1.接受被害人、提供感情支持；2.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被害人；3.对强奸的真实性不做判断；4.将被害人与强奸的事情分开。当然，这个法则可以针对所有被强奸的受害人，而不光幼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