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引发了法律伦理之争

同情元素之外，减刑也有法可依

尽管大部分人都同情这位母亲，支持轻判，但是也有人认为法律应该公正，孩子不是母亲的私有财产，她无权剥夺孩子的生存权。不过，抛开同情因素，在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原则下，韩群凤确实有可以“从轻量刑”的因素：

1.精神鉴定部门认为，此案案发时，韩群凤应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与其他故意杀人案件相比，韩群凤的主观恶意性不大，社会危害程度较小，也不具备人身危险性。根据最高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详细]

因此，尽管人们对韩群凤的巨大同情构造了强大的轻判的舆论，但是民意与法律并不是对立的。

这位妇女捂死了自己20岁的脑瘫女儿

还有许多类似的“杀亲案”

韩群凤案其实并不是孤例，近年来涌现出好几例这样的案件，比如：“江苏农妇捂死20岁脑瘫女”、“深圳母亲抱两岁脑瘫儿跳湖”等。

另外，“被丈夫抛弃的女子杀死智障儿”、“母亲挥棍棒杀死精神病儿”、“父子联手杀死精神病亲人”……这类相似的极端事件也屡有发生。（点击标题可查看案件情况）

许多的家庭都在挣扎，希望“尽早结束这见不到希望的无期徒刑”

据最新的调查研究显示，我国脑瘫儿童约有300万到400万，每年新发病约有6万例。目前国家层面在这方面尚未有统一的数据。

有记者连日调查发现，几乎所有脑瘫儿童家庭都过得极度艰难，有些家庭陷入巨债，有些母亲变得疯狂，更有甚者则想到自杀，正如其中一位脑瘫儿母亲所说：“尽早结束这种见不到希望的无期徒刑”。母亲们承受的压力也更大，有不少女性都因此离婚，带着患儿艰辛度日。

当然，并不止脑瘫儿童家庭承受压力，还有这样的一组数字：

十一五期间我国有智力残疾人1182万，其中0-6岁智力残疾儿童约95.4万名，每年新增13.6万名； 目前我国约有150万自闭症儿童，而且每年以10%到17%的比例增长，已达到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早在2006年，我国就有残疾儿童1170万。这些家庭同样有着不可承受之痛。 …[详细1]…[详细2]

脑瘫儿童的抚养并非一个家庭个体能承受

1.医疗缺失：不仅仅是经费，还有人才投入、知识普及

脑瘫儿童的治疗一般在6岁之前需要大量费用，年费用为10余万元；在6岁之后的康复费用、药物支撑会相对少一些，但仍需要大量资金。

据介绍，目前上海已经可以报销一定比例的脑瘫儿童康复费用，但是大多数地方的脑瘫康复费用尚未纳入医疗保险的范畴，无法享受医疗保障服务。脑瘫儿童的治疗用药物不在国家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所以目前治疗费用都是由家庭承担；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是临时性救助，对于需要长期性救助的脑瘫儿童来说是杯水车薪。

费用是一个问题，而治疗康复机构少、治疗师队伍不稳也是难题。

此外，许多脑瘫儿童家长也得不到专业的服务和指导，缺乏这方面的信息。资料显示，如果从孩子6个月左右被诊断之日起至3岁之前，家长能和有关专业人员配合，每天坚持对孩子进行有效康复治疗的话，许多至今还瘫坐在轮椅中度日的人，本来是有机会借助或半借助工具走路的。但是相关医疗知识普及的乏力和专业医疗机构的缺乏，让许多脑瘫患儿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详细1]…[详细2]

2.教育保障缺失：大部分脑瘫儿童与学校无缘

目前，普通学校的教育模式无法接受更多的脑瘫儿童。除了极个别轻度的孩子可以随班就读之外，绝大部分的脑瘫儿童也许今生都将与学校无缘。

有的学校有特教班，但是要求孩子能够生活自理。大部分的脑瘫儿童恰恰就是由于运动功能障碍而无法自理。所以，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有很好的学习能力，但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微乎其微。而相应的特殊教育学校更是凤毛麟角。据统计，在东莞，现有的特殊教育仅能满足一成需求。…[详细]

3.家庭干预机制缺失：“要康复脑瘫儿童，首先要康复家长。”

据一位康复中心创办人介绍，几乎所有的脑瘫儿母亲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精神危机、家庭危机。康复中心接诊的这些小孩家长里面就有好几对离婚的，而且很多夫妻关系极度紧张，精神状态也大多很糟糕，其中有一位母亲甚至因此患上精神病。这位负责人说，“因此，我常常说，要康复这些脑瘫儿童，首先就要康复家长”。而在欧、美、日等地，从诊断之日开始，就有心理医生同脑瘫儿童家长谈话做“家庭支援”。…[详细]

4.未来保障缺失：“我死后，儿子怎么办”

在供述产生杀死孩子的动机时，韩群凤说，“开始想到自己自杀，但是想到孩子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想到孩子将来，自己很痛苦 。”

而另一位脑瘫儿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我总在想，等我老了，婷婷该指望谁？想着想着就觉得崩溃，就想自杀。”

对此，长期从事脑瘫救助工作的张群女士发出警言：脑瘫儿童前20年是家庭负担，后20年会转化为社会负担。如果做父母的先“走”了，留下的脑瘫儿童怎么办，需要我们的社会认真考虑。…[详细]

5.对民间力量的扶持缺失：民间救助机构得不到政府拨款，筹款也难

事实上，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来进行脑瘫儿童救助是不太现实的，救助脑瘫儿童还需要民间机构的力量，需要专业团队的力量。但是，在欧美，这些民间机构都是得到政府扶持的，而在我国，这些民间机构的数量本来就少，得到扶持的机会更不多，甚至于向社会筹款都会因为向对方开不出享有免税待遇的发票而作罢。而事实上这些民间机构也是在帮政府尽义务。…[详细]

一个成熟社会的制度设计，应该有专门性的社区服务、专业的心理疏导、义工团队和NGO，这些普遍缺位，才让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无力和挫败。…[详细]

这些缺失是慈母成“绝望的主妇”的根源

有评论认为，脑瘫儿童不管用多少钱都不会治好，因此怪制度的思路不可取，甚至认为根源是做好优生工作，查出问题胎儿就应该打掉。…[详细]

其实，这又是脑瘫医疗常识的误区，虽然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尽早进行专业治疗，脑瘫儿童的运动障碍很可能会得到减轻。另外，据统计，约1/4的脑瘫儿童经过及时治疗和干预，智力是可以保持正常的。而在孕期或者生产时，孩子是否脑瘫都是无法预测的，更何谈“打胎”之说。

韩群凤家先后花了百万为孩子治病，她家本来的经济情况还算不错，新闻报道也提到她的娘家人和丈夫家人也一直都在鼓励她。最后压垮她的显然也是制度性缺失：杀死小孩是因为担心孩子未来没有保障，自己年纪越来越大无法照顾。

而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度对于这些本来就不幸的家庭确实是有用的，即使孩子的病不能治愈，如果父母看得到孩子好好生活的未来，如果父母得到及时的帮助，舒缓心理压力，如果一个家庭不用倾其所有来筹钱治病，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当然，为此，美国联邦政府一半的财政支出都花在了社会保障、保健医疗、医疗补助等项目上。…[详细]

最心碎的还是这位母亲

患儿家长：不少甚至会“自我歧视”

据一名训练师介绍，所在康复中心创办至今接诊了不下两百名脑瘫儿童，几乎都遭遇过家长“自我歧视”问题。训练师举例说，曾经有一名虎门的家长带着小孩前来咨询，训练师初步确定是脑瘫，不料家长当即恼怒，带了十几个老乡把康复中心给砸了，还一度扬言要殴打这名训练师。

如孤独症一样，不少家长都认为这样的孩子会被别人笑话或者歧视，从而有一种自我防卫心理，还有的干脆不承认事实。…[详细]

更多的歧视来自社会

跟踪采写“慈母溺子”案的记者饶德宏写道：据其（韩群凤）三姐介绍，因为社会对脑瘫儿童的歧视，以及家人总是劝她放弃，韩群凤总认为全世界都在看轻她的孩子，她一定要让孩子有一天能够走在大家面前，她努力了可失败了，两个孩子都开始出现肌肉萎缩、功能衰竭的病症，于是，她最终放弃，携儿自杀。韩群凤溺儿案悲剧的根源，或许不在于其家庭生活的困难，而更大程度上在于我们这个社会选择性的失明，非但没有给这样的家庭及时有效的关怀，反而加以歧视，让他们在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面前，最终选择放弃。…[详细]

而东莞第一家民营康复机构——东莞康复中心的创始人林海峰也回忆说，当时几乎走遍了东莞主城区，可就是租不到房子，房东只要一听说是从事脑瘫康复治疗，就立马把我们赶出门。…[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