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学师生与荆州区政府官员“理论”

教授下跪引争议

每年，全国各地因为维权而集体下跪的事件并不少，性质和程度比荆州钢铁厂严重得多的事件也很多，却多数不为舆论所关注，而此次教授下跪事件却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地方政府回应也很及时，立马地关闭了钢铁厂。人们显然关注点在“教授下跪”上，而不是钢铁厂污染本身。

教授下跪一事发生之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对此事的批评如潮。有些观点认为，教授们下跪跪出了思维惯性与弱者的决心，跪倒了公民的尊严与权利，跪塌了当地政府的民心与形象。堂堂的教授怎么能够向公权力下跪，如此奴性思维，丧尽尊严，更失师道，难以成为学生的表率。

高达60.4%的网友赞同大学教授下跪维权

尽管批评教授下跪的人很多，但支持教授下跪维权的也大有人在。某网站对此事进行了一个网络调查，有58318人参与。在“你是否赞同教授通过下跪的方式来维权？”这个问题的回答中，高达60.4%的网友赞同教授通过下跪的方式维权。

为何看似饱受批评的教授下跪事件，反而受到如此高比例的人赞同呢？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网友认识到下跪是教授的无奈之举。4年间，长江大学师生因为钢厂污染先后数次，通过各种渠道维权反应问题，希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从国家到荆州区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4年了，该找的都找过了，但就是没有用。”长江大学师生们先后多次请愿，但钢铁公司生产照旧。教授们迫不得已，这才发生了教授在政府门前下跪的一幕。教授们自己也认为下跪是最诚恳的请求方式。…[详细]

不赞同但尊重弱者下跪的权利

泱泱中华，礼仪之邦。男儿膝下有黄金，下跪从来是件很慎重的事。在中国，下跪的意义主要有两种，对长者的尊敬或者对权力的敬畏。前者有“跪天跪地跪父母”之说，后者则是见到位高权重者的规定动作。

对于教授们下跪，高蹈道德大旗，很容易让人获得道德快感，毕竟，指责别人不道德，就是间接表明自己道德高尚。在批判教授们丧失尊严时，不要忘了，在公权力面前，谁都是弱者。下跪作为一种“弱者的武器”，是在以消极妥协的态度维护自身权益。指责教授们缺乏公民意识的人，请不要忽略此前他们已经走过所有能走的程序，但是仍旧没有任何效果。与其简单指责教授没有公民意识，不如反思政府没有服务意识，公权力不对选民负责等来得实在。

桀骜不驯的鲁迅是知识分子的典范吗？

大学教授不是狭义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古代的“士”

之所以公众常常对于大学教授抱有期待，原因在于公众对于知识分子的期待。在很多人眼中，知识分子往往以极具独立性和批判性，敢于和公权力作斗争，不与公权力同流合污的形象呈现。

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向权势说真话的人。“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是他们的本色。”…[详细]

在中国的视野中，现今大学教授也往往被想象成古代的“士”。“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身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显然，今日中国，大多数的教授既不是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勇于承担拯救国家之“道”的“士”。

大学教授只是一个职称

今天，很多人仍然把大学教授当成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是斗争精神、批判精神、担当精神的代表。现在有大学教授非但没有表现出这些精神，反而为公权力而下跪，这实在给很多人带来了视觉上、心理上的巨大冲击。

实际上，在今天那种极具批判性和独立性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在茫茫的大学教授群中也只是凤毛麟角。大学教授首先是个职称，大学教师首先是种职业。大学教授并不天然具有崇高的精神，只是一种有点特殊的职业，不必对他们期待过高。事实上，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教学与科研任务（职业的分内之事），就算是合格的教授（教师）。如果今天再以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个大学教授，那也是强人所难。

教授下跪只是公民抗争的一种方式

如果把大学教授当做普通人来看，当普通人自认为已经用尽办法，别无它途时，选择惊人之举而获得关注就不难理解了。

大学教授下跪只是一种抗争的方式、一种行为艺术而已。维权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越是夸张奇特，越是吸引人眼球，就越可能进入媒体与公众的视线，公众舆论的效应越能震动有关部门，从而解决问题。从行为艺术上来看并不能完全说明下跪者的怯懦。从网上流传的副区长与师生“理论”的视频来看，师生并不是几张下跪的图片所呈现得那样怯懦。视频中显示，有师生朝着副区长怒吼，“要见区长、书记，要签字，不签字不回去”，抗争者把副区长弄得颜面无存，怎么是怯懦呢？ …[详细]

番禺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事件

环境抗争才是问题的重点

抛掉下跪抗争的形式与大学教授的身份不论，剩下的环境污染问题才是问题关键，而这却被很多人给忽视了。面对日益增加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维权，大学教授们能不下跪而获得抗争的胜利吗？

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为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已经付出极大的代价。如今还有很多的地方政府依旧把持GDP至上主义，而漠视环境的治理。“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要保增长，有时候会采取一些与法律规定的目标相违背的政策和措施，而法律也没有办法。”这也便是现今环境维权的困境所在。

2001～2003年，全国发生的环境污染纠纷分别高达5.6万、7.1万和6.2万起。在2006年春，时任环境部长周生贤指出，2005年发生了51000起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抗议，相当于每周发生1000起。中国公民通过政府热线和信件向地方官员反映环境问题，反映的数量每年增长达30%，在2007年就可能接近450000件。由此可见，中国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社会抗议越来越多，所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详细]

怎样的环境抗争更加合宜有效？

当“癌症村”、“怪病村”不断涌现，当环境污染威胁公众的健康甚至生命的时候，势必会引发公众对涉嫌污染环境的工程、企业产生质疑，从而走上环境抗争之路。

对于具体的抗争方式有多种，有暴力的形式出现，比如在2005年12月底，徐州市贾汪区塘镇的一百多农民为水源受到污染而围堵某化工厂，并与厂方雇佣的70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发生殴斗。也有以理性的抗争方式呈现，诸如厦门px事件、广州番禺反对垃圾焚烧厂事件、大连px事件等。而教授下跪的抗争方式也算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但正如前文所述，引发了巨大争议。

到底哪一种抗争方式是比较合理有效的呢？暴力的方式或者是惊世骇俗的方式能够快速引发关注，但理性的抗争方式获得更多的好评。

以厦门px事件和广州番禺反对垃圾焚烧厂事件来看，当地市民充分的利用网络的力量，在网络上掀起大量的讨论，派发大量的宣传标语，组织大规模的散步等集体行动，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抗争之中，迫使政府作出回应。这些议题明确、充分借助网络的力量、凝聚公众力量形成大规模的抗争行动、以理性的方式呈现的环境抗争无疑成为网络时代更让人赞许的抗争方式。

捍卫公民环境权、健康权尤为重要

未来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将异常严峻，涉及到公众的健康和生命的环境问题势必将得到更多公众的关注，未来势必会有更多的涉及环境议题的抗争。公众抗争的形式是一回事，政府如何应对是另一回事。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政府是从现在开始就重视环境问题，还是依旧GDP至上，先污染后治理？是积极应对公众的环境抗争，还是消极应对，逼到公众没有选择，只能下跪以求？

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作长远的考虑，但现在来看，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给政府考虑了，正在上演的抗争已经在考验政府，希望政府能以公众的生命健康为重，积极得处置环境污染问题，坚实地捍卫公众的环境权、健康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