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大庆油田

完善地区发展成果才是规划的意义

规划的意义在于追认和完善地区发展成果，而不是建构性的去设计发展地区和发展模式。

东北工业区曾经是中国最早也最主要的地区规划，这不是拍脑袋的决定，而是因为解放后东北有领先于全国的重工业基础，发达的铁路交通，以及邻接盟国苏联的地缘优势，东北的优先发展显得顺理成章。而中国从未规划过放弃发展东北，或者用其他地区取代东北的工业地位，但它仍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中被沿海地区代替了，可以说，规划即没有在五十年代凭空制造东北，也没能在八九十年代成功挽救东北的经济地位。

更为人熟知的地区规划例子是北京市，北京市一向注重区域规划，从90年代初开始就规划北京人口绝对不能超过1000万，但很快被突破，接着又规划不能超过1500万，又被突破，只能不断随着城市发展编制新的规划，很难说这些规划在任何多大意义上指导了北京的城市发展。

实际上，即使在中国很短的市场经济实践来看，先有发展后有规划，也是常见和普遍的状态，从八十年代的长三角产业集群，到最近的成都城乡一体化试验区，几乎都是本地先动起来，然后请求中央在规划中进行承认。…[详细]

规划并非前瞻和主导

据称，《规划》以全局的高度来指导中国各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功能相互配合之道——这听起来很新鲜，其实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

需要指出的是，《规划》似乎“太强调生产区位，而忽略了未来交往对地区的革新”。中国香港如果在1950年代，会被定义为贸易区，但是贸易过程中积累的规则感，则最终让香港变成了信用可嘉的金融中心。而美国波士顿过去也是港口，但现在却成为高科技中心。底特律若是被定义为“装备业和汽车中心”，那么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它被“去中心”了。不是定义什么就应当是什么，在全球化格局中，资本、技术和贸易的需求让其最终变成什么，而且过程会有一定的随机性。

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发展更能证明并非规划的产物，而与张五常说的“县际竞争”，从下往上的发展冲动有关。…[详细]

更要防止规划打压地区发展权利

问题是，难道优先发展和重点发展的地区，就不需要城市与环境和谐发展？

2007年6月成都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在国家层面上赋予成都先行先试的权利。问题是，既然成都市可以进行城乡统筹发展实验，为什么贵阳市不可以，拉萨市可不可以?

此外，按照规划内容，限制开发区必须降低开发的强度，但允许适度发展一些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禁止开发区不允许搞工业项目，而以生态涵养和保护为重点。那么，如果同样排污水平的企业，在浙江可以办，而在西藏不能办，则规划就成为一种地域歧视政策。难道浙江就可以污染，而西藏不行？或者不会对浙江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却要对西藏造成污染？

地方政府配合这个规划的可能性也令人怀疑，如果规划产生打压本地经济发展的副作用，未必有人愿意坐等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施舍”。…[详细]

“18亿亩红线”

节约用地是城市化的自然结果

人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跨区域的整体规划，那么城市化就会不断的侵占土地，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呼吁对耕地保护设置一个全国性规划的重要理由。

但是，城市土地价值来源于人群聚集，没有人群聚集就没有城市土地价值，而一旦人群聚集起来，就会节约土地。中国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国土资源部06年数字）是133平米，远高于80至90平米的国际水平，但据2006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农村人均用地为185平米，也就是说城市化反而可以人均节约52平方米土地。…[详细]

耕地失守不是因为无规划，而是因为规划太多

我们城市人均占地面积133平方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80多平米的平均水平，也远远高于城市人均用地的国际平均水平。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住了大房子，或者享受了更多的公共设施，中国的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和公共设施面积反而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高，高就高在政府的规划当中。归根结底，作为地方政府来讲，将耕地作为农业用地，和作为城市用地，带来的收益有天渊之别，这是城市进行粗放型扩张的内在动力。而各种区域规划，产业规划，则为这种扩张制造了最好的理由，形成遍地开发区，处处产业园的局面。…[详细]

“二元社会”

规划的产生，来自计划经济思维的抬头

国土开发规划的产生，一开始就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它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随着苏联新经济政策创造的所谓“经济奇迹”，计划经济的思维开始流行，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开始亲睐中央计划的发展方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英国都先后制订了“国土开发规划”和类似的区域发展战略。

对这类规划的成果，持不同观念的人有不同的评价，不过在六七十年代市场经济观念回潮以后，各国的发展规划都开始弱化则是不争的事实。

规划大国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不仅有人们熟知的产业规划和足球规划，其国土规划以呈现出市场经济国家少有的坚决和明确，但其规划成果也比其他国家更加难以评价。1962年和1969年，日本政府分别制定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简称“一全综”和“二全综”）。由于“二全综”在实际上人为制造了土地紧张和地价暴涨，1971年，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开始要求修改“二全综”，同时修改《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法》。到了“四全综”时期，则提出要形成“多极分散型国土结构”，通过疏散工业、政府和公共设施等途径纠正向东京一极集中的现象，等于又颠覆了“二全综”和“三全综”的集中发展模式。在后来的“五全综”当中又进一步提出形成“多轴型”国土结构，具体包括西日本国土轴、东北国土轴、日本海国土轴和太平洋新国土轴。在这些前后抵触的规划当中，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的模式，也逐渐过渡到鼓励多元化的主体开发，政府指导性的一步步弱化。

经济发展靠人，而人无法“规划”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从“铁锈地带”（指从前繁盛现在衰落的一些发达国家地区）搬到“阳光地带”，从城市搬向郊区。圣克拉拉谷以良好的气候和户外活动条件，成为了很多美国人的迁居目的地，很多的田野都被建成了房屋，高速公路，还有办公公园——这为硅谷的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的人才资源，而这一切并非来自政府的规划和指导。

能不能有样学样，再规划出一个硅谷？陕西，绵阳，深圳，天津，广州，钱江，上海，武汉、大连、长春、合肥等地都曾提出了建设中国硅谷，西部硅谷或是光谷的计划。但不仅中国政府做不到复制硅谷，连美国政府也做不到，从国家计划和政府投入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128公路沿线地区，曾经是美国政府大为看好的地方，从二战时期就得到比硅谷更多的支持，但是128公路沿线地区并没有成为高科技的摇篮，远远无法和硅谷相比。

归根结底，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资源是用政府的规划难以配置的，以中国的户籍之严苛，尚不能将人们限制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而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国家，政府的发展规划能起到的作用更是值得怀疑。今天的高端人才更是比以前更加地不受束缚，他们选择在世界各个地方来来去去，希望在对的地方找到对的工作。根据加州大学伯利克利分院的研究人员安娜.李.尼安的研究表明，今天，硅谷的公司超过一半是由那些在国外出生的企业家创办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