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市场经济促成了深圳起飞,那么打工者就助推了深圳富强。
今天,当我们赞叹深圳30年辉煌之时,不能只停留在对改革开放的歌颂。当年蛇口工业区一声炮响,在拉开特区建设帷幕的同时,也拉开了持续至今的民工潮。中国农村剩余人口,开始从广东其他地区、湖南、四川、江西等地涌向这个刚刚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含义和使命的城市。
事实证明,他们才是深圳的脊梁。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命令经济。所谓命令经济,就是领导说了算的拍脑袋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际上并没有马上实行市场经济,而是走上了计划经济道路,也就是专家治厂,科学生产,所以八十年代流行《乔厂长上任记》。计划经济取代命令经济,可以说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是一次跨越。
而深圳,可以说它的特殊就在于直接走向了市场经济,别人跨越一步,它跨越两步。深圳能够起飞,本质原因就在于此。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可以说市场经济已经全面开花,逐渐出现了“特区不特”。的确,厦门、汕头等几个后来的特区,仅仅依靠政策优势,发展的并不好,反而是走上代工之路的东莞势头强劲。如果深圳仅仅依靠市场经济的先行优势,那么在九十年代之后,它的优势也差不多释放完毕了。那么,深圳又是如何立于不败之地的呢?毫无疑问,就是利用外来打工者人力优势的代工业。
1979年,深圳刚建市时,只有户籍人口31.26万,外来人口更仅有1500人。从1982年起,在深圳建筑和工业领域,一线的外来工人开始反超本地劳动力。1983年,外来工又在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里超过本地劳动力。到1987年,深圳市外来人口数量首次超过本地人口,成为深圳各产业实际的主力军,并在深圳市总人口中占有愈来愈大的基数。
1995年,深圳市人口超过300万。其中外来人口超过200万。2000年,深圳实际人口达到700.84万,其中户籍人口121.48万,外来人口579.36万。2005年,深圳实际人口突破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181.93万,外来人口1026万。而这些外来人口的主要构成,正是产业工人。
资料显示,1987年来,深圳市90%以上的工、农业产值,60%以上的第三产业产值,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70%预算外财政收入,90%以上自产出口产品和98%以上的加工出口产品,83%的农村经济,都来自外来工直接或间接的劳动。
从1985年开始,外来劳动力成为是深圳市各级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的主要来源,以1998年为例,在这一年,外来劳动力占90%的港台企业、外资企业、股份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缴纳税收119亿,一线工人70%以上为外来工的国有、集体企业缴税213.9亿,加上外来人口交纳的10多亿城市增容费以及各种卡、证费,外来劳动力直接为深圳市政府创造了大约250亿左右的经济效益。
2003年,一个名叫郑海天的研究者,依据更为专业的三类产业劳动率比较分析,得出“1985年至2002年间,深圳第二产业发展一直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获得发展”,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深圳人才资源发展战略小组关于“九五期间,深圳经济转为主要由科技拉动”的结论。而2002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成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引擎,可以说代工业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主题,劳动力优势对深圳的决定作用更加凸显。正是由于外来工工资低廉、劳动强度和效率高,无须福利支出,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才使得深圳制造优势得以明显凸现,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了经济与城市的发展神话。
2003年,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激发千层浪,满城风雨起,产生了很大的连锁反应。作为中国改革的梦工厂,深圳向何处去,深圳的未来在哪里?成了流行的思考。
而事实证明,这个“被谁抛弃”的担心是多余的。深圳用代工业的发展,击败了“被抛弃”的命运。而真问题其实不是“被谁抛弃”,而是“将抛弃谁”?
似乎人们谈到深圳的未来,主要考虑的还是经济问题。“被谁抛弃”之问,也是针对大企业撤出深圳的传闻而发。但我们要想想,为什么要急于发问“未来”?必然是因为现实遇到了困境。而现实的最大困境,是经济吗?我们认为不是。
早在九十年代,四川南充以丝织业为重要产业。这个产业需要很多女工,外来妹因此进入这座城市。她们被城市的繁华吸引,不想再回到乡下,然而她们靠什么留下?许多人为了留下,寄希望于婚恋,而弱势的她们却注定容易受欺骗、被玩弄,因此由于感情问题自杀的女工就特别多。
一座城市的灯红酒绿,应该给它的造富者以希望,而不是绝望。做到这一点,才是改革梦工厂们下一步应该追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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