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成都政府新大楼为例,占地17.01公顷,投资12个亿,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无愧为“中国最豪华的政府大楼”。
在成都的哥的描述中,“这座由六个花瓣和一个花蕊构成的‘芙蓉花开’式的政府建筑群至少全国第一,即使与中南海相比,也只是建筑风格不同而已,‘一个古典,一个现代,气派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楼的设计师,和鸟巢体育馆的设计师是同一位 …[详细]
同时,这位成都的哥还说——在网上看过阜阳“白宫”的照片,但跟成都“鸟巢”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比如山西临汾的“山寨天安门”,华西村的“山寨国会大厦”,和阜阳“白宫”一样,都是地方政府(尤其是财力一般的政府)盖出来的。
既然是形象工程,那么越声势浩大、越耸人听闻越好。对于没钱的政府来说,有两个最简单的办法:一、崇洋攀新,引进外国建筑元素,比如遍布全国各地的山寨白宫、山寨美国国会,甚至是山寨大本钟。二、复制中国已有的成名建筑,比如天安门、华表、鸟巢、水立方等。
所以,现在中国的建筑界,要么是外国建筑师进来主导一切,比如北京的几大新地标都有外国设计师的身影出没,要么是中国建筑师在领导的“要求”和工程的紧迫下迅速出成果,山寨模仿齐上。
有两个数据很说明问题:1999年,上海评选出的50个经典建筑中,一半是外国人的作品。而中国建筑师一生完成的建筑量和建筑速度是美国建筑师的5倍,而设计费用只有他们的10分之1。
就是说,有钱的政府请外国人来盖,没钱的政府让中国人来盖。这就是山寨建筑横行的表面原因。更深一层次的原因则是——
人们的视线大多集中在贫困地区或不发达地区的形象工程是如何豪华,超出支付能力之上,而放过发达地区在形象工程上壮极美极的追求。人们确实在把形象工程的档次和风格当成一个经济实力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价值和政治形态问题。
其实,就权力的属性来说,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并没有不同,导致不发达地区兴建形象工程的因素,与导致发达地区兴建形象工程的因素,完全一样,它与经济实力无关,而只与权力的属性有关。…[详细]
建筑与权力息息相关。当权者喜欢建筑有其必然原因: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土木建设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吸收剩余劳动力,有助于社会稳定,当权者的决断和魄力也能从中很好地体现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可以作为一种手段,通过它来告诉世人建造者的丰功伟绩。
政府热衷于形象工程,早已是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多见建形象工程的领导升迁,却少见因形象工程而降职的官员。如此一来,建形象工程就成了“正反馈”效应,虽然不能为百姓谋福利,却成为官员向上走的“投名状”,当然要抓住机会、甚至创造机会兴建形象工程了。…[详细]
很多人在争相批判“山寨鸟巢”,其实假如民意真正能够起作用,那么此类工程不用等到事后才来批评。作为一个县城里最显耀的重点工程,蒲子文化宫是如何立项的,人大代表又是如何审议的,是否出现过争议,这些争议又是如何解决的?倘若这些程序是真实而且公开的,那么,此类工程的争论就应该发生在动工之前,而不需要等到某网民上传一组图片来“雷人”,才听见舆论大哗。
所以,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干脆说:那些钱,与其让官员们悄无声息地贪污掉,还不如用来搞点可以留给子孙的形象工程。他们判断,就算没有这样一些工程,教育投入也不会增加一分,医疗改革也不会迈动一步。
更何况,之前建山寨中国馆的官员说过嘛——“中央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详细]
其实北京就曾经是最大的山寨,在苏联专家建议下,五六十年代将老城墙推倒,在长安街上建成社会主义苏维埃版的“山寨”。
在北京,分布在长安街附近的众多部委办公大楼和公共建筑里可以看到许多苏联建筑风格影子。五十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是它们中的典型代表,其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就是标准的斯大林建筑。而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以民族风格的“大屋顶”代替哥特式尖顶的苏联建筑“中国化”,来表现“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详细]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和政治拘束的式微,政府部门不再只把眼光投放在“山寨”上,更希望有高档次的追求。穷政府最怕的是“规格不高”,而富政府最怕的是“不够新奇”。而近几年来,随着“巨蛋”、“鸟巢”以及被人们称为“大裤衩”的央视新址大楼等一批超大型当代建筑陆续亮相,无论哪个国家的建筑风格,似乎所有的前卫建筑师的作品都能够在中国找到。
所以,诸如“引领世界建筑潮流”这样的口号,也经常在中国大地出现。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穷政府”向“富政府”过渡过程中,建筑风格不断由“山寨鸟巢”向“鸟巢”过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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